贺福初的求“上”之路，始于乡亲们沉甸甸的期望。1978年，16岁的贺福初以湖南省数理化三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临行前，乡亲们凑了100颗鸡蛋。“那个时候鸡蛋是非常贵的，都是靠鸡蛋去买油盐和买煤油灯的煤油。” 这份朴素的馈赠，承载着全村最炽热的期盼，也让他立下志向：“一定要成为一个人物，来回报父老乡亲的重托。”

然而，科学的攀登并非一路坦途。最初，贺福初对被分配到的遗传学专业心存抵触，甚至“不去生物系上课”，一心向往量子力学的世界。直到大二时，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先生的一堂讲座，为正处于纠结阶段的贺福初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遗传学这么伟大！”贺福初感慨道。

在谈家桢先生的启迪下，贺福初开始扎根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等生命科学的研究，步履不停，不断求“上”。1982年，他从复旦大学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师从”中国造血干细胞之父”吴祖泽院士，也正是和这位老师结缘才开启了贺福初研究蛋白质组学的科研之路。

20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时，中国虽只承担了其中约1%的任务，扮演着“跟跑者”的角色，但贺福初却从中看到了中国生命科学实现“守正创新”的时机。当世界在为绘制出基因图谱而欢欣时，贺福初却冷静地指出：“‘天书’我们印出来了，但是‘天书’好像还是一本‘天书’。”

真正的战略家，不仅勇于奋进，更懂得在关键时刻“知止”，从而找准“守正创新”的方向。贺福初敏锐地洞察到，若把生命比作高楼大厦，基因就如同生命的“设计图纸”，而蛋白质才是构建生命大厦的“砖块”。图纸或许相同，但不同组织器官中的蛋白质千差万别，这才是揭示生命运行和疾病机制的关键。

于是，在基因组学的热潮中，贺福初果断地将目光转向了尚处萌芽状态的蛋白质组学这片“无人区”。这一“止”，并非停步，而是为了在更正确的方向继续向上。他的远见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1997年，他重点关注的蛋白质组学成功立项，成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目的是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而周光召先生对该项目提供了大力的资金支持，这不但体现了战略科学家们的远见，更为中国在此领域的崛起赢得了宝贵先机。

但在科研的“无人区”开拓，意味着无路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团队成员钱小红教授对此记忆犹新，当初连基础设备都没有，只能自己搭建。“那个装置，它需要几千伏的电压，运行十几个小时，很危险。我们当时怕它烧坏了，所以晚上就搞一个行军床，在实验室24小时跟着。”

正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贺福初团队发表了国内蛋白质组学最早的一批文献，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然而，下一个更严峻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让世界认可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地位？如何使中国成为世界蛋白质组学的主导者，成就“王”业？转机出现在2002年。

美国蛋白质组学主席到访中国，贺福初主动邀请对方前来参观，对方应邀前来后震惊于贺福初团队的出色能力，随即邀请他们到华盛顿参加第一届蛋白质组学国际研讨会。尽管只有“三分钟”的发言机会，但贺福初却用三张幻灯片颠覆了当时的主流思路，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一举扭转了会议焦点。正是这三分钟的演讲，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研团队在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的实力与潜力。

紧接着，在北京香山会议上，贺福初凭借闭关一个月准备的十五分钟报告，系统阐述了“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中国方案，最终使中国成为该重大国际计划的第一主席国，中国科学家首次在生命科学的大科学计划中担任领航者。“中美已经并驾齐驱。”贺福初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然而，成为国际引领者并不是终点，而是服务人类健康的新起点。贺福初团队将目光聚焦于我国高发的肝癌，立志从蛋白质的海洋中“沙里淘金”，寻找攻克疾病的新钥匙；他们更牵头“人类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将研究推向有组织、大规模、国际协作的“大科学”模式；甚至将视野投向更遥远的未来：研究能耐受极端辐射的水熊虫，期望未来能够转化应用，以帮助人类应对辐射威胁，为守护人类健康探索全新的可能。

回顾贺福初的征程，从湘西山村到国际学术的殿堂，从100个鸡蛋的嘱托到引领全球大科学计划，“上止正王”不仅是他个人的修行，更是一代中国科学家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使命，以远见卓识实现历史性跨越的缩影。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科学高峰虽险，但怀揣“向上”的雄心、秉持“知止”的智慧、夯实“守正”的根基，中国科学家不仅能够攀登顶峰，更将在人类文明的知识版图上，刻下闪耀的中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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