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创版图上，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没有依靠传统意义上的科研资源集聚和历史产业积累，而是在市场化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创新生态。

这座城市用四十余年时间，走完了从边陲小镇到全球科创重镇的跨越。但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GDP增速或专利数量，而是：一个缺少顶尖大学和科研院所支撑的城市，如何成为全球硬核科技的重要策源地？一套以市场机制为主体、政策环境为支撑的创新生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答案不在某一个龙头企业身上，也不在某一项扶持政策之中。深圳的创新生态，根植于一种独特的组合：高强度研发投入形成技术积累，完整产业链让创新快速转化为产品，市场机制持续筛选有效路径，而一种近乎偏执的对技术攻坚的坚持，则让这座城市始终保持面向硬核科技的定力。

市场筛选：创新的底层逻辑

深圳的创新生态有一个根本特征：它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按照某种蓝图规划出来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背景是：深圳长期以来缺少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级高校和科研资源密集布局。在全国所有一线城市中，深圳是唯一一个没有985大学、没有国家级科研院所集中分布的城市。这意味着，深圳的创新从一开始就不能依赖自上而下的科研资源输入，而必须自下而上地从产业需求中生长。

这套机制的运作逻辑并不复杂：企业面对真实的市场竞争，必须不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开发新产品——这些压力转化为对技术的持续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就是技术积累和能力形成的过程。市场对创新成果进行即时检验：做对了，获得回报；做错了，被淘汰出局。持续的试错与选择，让有效路径被保留、无效方向被放弃，整个系统在迭代中不断优化。

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长期保持全国前列，总量超过2.3万家。但比数量更重要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市研发总支出的比重——长期保持在90%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深圳的研发活动主要由企业主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非由科研机构主导、以学术目标为导向。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天然面向应用和转化，后者则需要额外的机制才能完成从论文到产品的跨越。

行业龙头聚焦“卡脖子”技术开展集中攻坚，中小微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打磨专精优势，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日趋成熟。政府更多发挥环境营造、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作用，通过优化创新环境支持企业成长，而不是替代市场进行技术选择。这种治理模式最大限度释放了市场活力，让硬核科技研发始终贴合真实产业需求。

硬核攻坚：从应用到源头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深圳创新的特质，最贴切的可能是“硬核”。这座城市几乎从未追逐过虚拟经济或商业模式创新的风口，始终将注意力锁定在实体技术领域。

从早期的“三来一补”起步，深圳经历了从代工制造到自主设计、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开发、从应用创新到源头创新的多重跨越。每一次跨越都伴随着研发投入的大幅提升。2025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5.9%，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二十余年居全国城市首位。持续的高强度投入，为硬核科技发展筑牢了根基。

但真正让深圳区别于其他高研发投入城市的，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定力——不追逐短期热点，不轻易更换赛道，在认定的技术方向上持续积累。华为在通信设备领域深耕数十年，从2G时代的跟随者成长为5G标准必要专利的全球领先者；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近二十年，从电池起步，逐步延伸到整车制造、芯片设计、电机电控等全产业链环节；大疆在无人机领域持续迭代，从飞控系统到云台技术再到影像处理，每一步都是渐进式积累的结果。

这种定力形成的机制是什么？答案可能在于深圳企业的治理结构。大量深圳科技企业实行创始人长期主导的治理模式，这使得企业能够坚持跨越经济周期的长期技术路线，而不被短期资本回报压力所左右。当一代代创业者愿意在一个赛道上深耕十年、二十年，技术的深度就会自然积累，壁垒就会自然形成。

补短与延伸：走向源头创新

深圳的短板始终清晰：基础研究能力薄弱。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擅长的是将已有技术快速产业化，而非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

近年深圳开始系统性地补上这一课。鹏城实验室主攻网络通信与人工智能，推出“鹏城云脑”系列大算力平台；深圳湾实验室深耕生命科学前沿；由颜宁担任创始院长的深圳医学科学院正式运营。同时，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材料基因组等一批大科学装置相继落户光明科学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落地超200个高端科研项目，香港五所世界百强高校均在此设立实验室。

这些布局的共同特征是：不是为了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而是紧扣产业需求选择方向。鹏城实验室聚焦人工智能与网络通信——这正是深圳产业最活跃、需求最迫切的领域；深圳湾实验室和深圳医学科学院关注生命健康——这既是全球前沿，也是深圳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这种"产业需求牵引基础研究"的模式，与旧金山"学术自由探索驱动产业"的模式形成对照，也构成了深圳特有的路径。

深圳正在从“应用领先”向“源头创新”延伸。这是一条从产业端倒逼科研端的路径——先有产业需求，后有科研布局；先有市场验证，后有基础投入。能否走通，取决于深圳能否在保持市场化优势的同时，建立起足以支撑长期原创的基础研究能力。

深港协同：制度边界的转化价值

如果说深圳的创新生态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中国城市的独特变量，那就是毗邻香港。

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自由流动的资本和信息，为深圳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制度接口。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最典型的体现——在这个不大的区域内，深圳的产业能力与香港的国际规则实现对接：科研资金可以跨境拨付，设备可以免税进口，数据可以在合规前提下流动，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往返。

这种协同的深层价值在于：深圳的市场化能力与香港的制度公信力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面向全球创新资源的"组合优势"。国际科研团队可以通过香港进入深圳的产业体系，深圳的企业可以通过香港对接国际资本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两种不同制度禀赋的互补性结合。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高校在河套设立实验室，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这种互补模式的系统展开——深圳提供产业转化能力和市场规模，香港提供国际学术网络和制度保障，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跨境创新单元。

图为：外国游客在深圳大疆欢乐海岸旗舰店选购手持摄影设备。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城市文化：进取型创业土壤

深圳的创新还有一个深层的城市文化因素：这座城市具有强烈的进取型创业文化。

不同于北京、上海等拥有深厚城市底蕴和多元产业支撑的大都市，深圳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来到这里的人大多是主动离开原有环境、寻求机会的"闯入者"。他们没有现成的资源可以依赖，没有成熟的体系可以依靠，创新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存方式。

这种城市气质形成了两个独特的创新机制。其一，是对失败的容忍度极高。正如一位在深圳创业多年的硬件工程师所言，这里没有人会因为研发失败而嘲笑你，走进华强北，短时间内就能重新配齐零部件、重启研发。其二，是对技术攻关的集体执念。深圳的企业家很少谈论“风口”或“模式”，更多谈论的是“良率”“功耗”“制程”这些具体的工程问题。这种务实的气质，让创新始终锚定在真实的技术改进和产品优化上。

一座城市的创新生态，最终不是由政策文件塑造的，而是由一代代选择留下的人塑造的。华为研发团队在通信领域数十年如一日的积累，比亚迪对电池和整车技术近乎偏执的追求，大疆“做最好的产品”的朴素信条——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深圳创新生态最深层的基因。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时，深圳的创新生态显示出一种区别于政策驱动型区域的韧性。这种韧性的来源，恰恰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规划的结果。规划可以制造规模，但很难制造适应变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深圳创新生态最核心的优势。

从长远看，深圳仍需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模仿和跟随的空间越来越小，当所有成熟技术路线都已走完，它能否在更基础的层面上持续产生原创性突破？补上基础研究的短板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能否培育出一种既能保持市场敏感度、又能包容长周期探索的创新文化。这既是深圳的挑战，也是中国创新体系整体升级的缩影。

本文摘选自世界创新大会创立十周年战略巨献，《全球创新治理思想体系》系列著作：《创新逻辑：全球创新治理与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谢云龙，世界创新大会公众号，版权属于原作者，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