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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2026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与综合评价报告

已发布

202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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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2026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与综合评价报告

全球创新格局分析与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世界创新大会(WIC)年度研究报告系列

主编:谢云龙

发布机构:世界创新大会(WIC)

2026年11月1日,中国广州

摘要

全球科技创新正在经历由重大技术突破、产业结构变革与创新组织方式调整共同推动的深刻变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的持续发展,不仅拓展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前沿边界,也使知识创造、技术开发、产业转化和资本配置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重大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跨学科研究、跨产业融合和跨区域协同。

随着创新活动的系统性与复杂性不断提高,全球创新竞争正在由相对独立的技术、企业和城市之间的竞争,逐步向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体系的综合能力竞争演进。高水平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专业人才和创新资本通过空间集聚与网络协同形成相互依存的创新体系,创新城市集群由此成为观察全球科技进步、产业变革和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空间单元。

然而,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并不必然转化为持续的综合创新能力。不同创新集群在科学知识创造、技术开发、产业创新、资本活动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即使创新活动总体规模相近,其创新体系的组织方式、发展路径和长期竞争力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如何在识别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创新能力的形成机制、结构差异及其价值实现过程,成为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研究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创新集群研究显示,深圳—香港—广州位居全球创新集群规模排名首位,东京—横滨、圣何塞—旧金山、北京和首尔分列第二至第五位。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美国拥有20个,两国合计占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的45%。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东亚及大洋洲、欧洲和北美分别拥有36个、30个和23个百强创新集群,三个区域合计占89%,反映出全球创新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高度集中性。

与此同时,创新活动规模与相对强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圣何塞—旧金山在创新规模排名中位居第三,在创新强度排名中位居第一;宁德的创新规模排名为第75位,但创新强度位居第三。这种差异表明,创新活动总量、相对于人口规模的创新密度以及创新体系的综合发展能力具有不同的统计含义和评价价值,不能将其中任何一项指标直接等同于区域创新竞争力的完整表现。

本报告以WIPO全球创新集群研究及相关公开资料为基础,围绕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的空间格局、创新结构与发展机制开展比较分析,并提出世界创新大会(WIC)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六维综合评价框架。研究并非重复既有国际排名,而是在创新活动规模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创新资源集聚、科学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突破、产业创新转化、创新生态协同和全球创新连接之间的结构关系,为建立具有独立方法、可追溯数据和持续比较能力的综合评价体系提供理论与方法基础。

研究形成以下四项主要发现。

第一,全球创新活动呈现高度集中与多中心发展并存的空间格局。东亚、北美和欧洲仍然集聚了全球主要的科研、技术开发和创业资本活动,长期形成的科研基础、产业体系和人才网络持续影响全球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但创新活动并非完全沿既有中心城市体系扩展,专业化产业技术突破、跨城市创新协同和新兴经济体创新能力的积累,也在推动更多区域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全球创新空间结构因此呈现出头部集群持续集聚与多层次创新节点共同发展的特征。

第二,创新规模领先并不意味着创新能力结构全面领先。全球主要创新集群在科学研究、国际专利申请、资本活动和产业创新方面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北京与东京—横滨在科学出版物和PCT国际专利申请方面呈现不同的结构特征,表明创新活动规模处于全球前列的区域,也可能形成不同的知识创造和技术开发结构。综合评价需要超越总体规模比较,进一步识别不同创新活动的质量、联系及其实际价值。

第三,产业基础、技术专业化与创新生态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创新集群发展路径的重要因素。东京—横滨依托长期工业技术积累和企业研发形成持续创新能力,圣何塞—旧金山通过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创业资本之间的互动形成前沿创新生态,深圳—香港—广州则体现了多城市功能互补与先进制造协同的特点。宁德案例进一步表明,特定产业领域的技术突破和龙头企业研发活动能够显著提高区域创新密度,但高度专业化的创新结构仍需从技术多样性、创新主体构成和生态韧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第四,全球创新评价需要从创新活动统计进一步走向创新质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分析。PCT国际专利申请、科学论文和风险资本交易为识别全球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其统计结果不能完整解释知识创造质量、技术商业化效率和创新体系的长期发展能力。建立综合评价体系,需要在统一空间边界和统计口径的基础上,将创新资源、创新产出、产业转化、生态协同和国际联系纳入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本报告提出WIC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指数的六维评价体系,明确研究对象、指标结构、标准化方法、权重确定、数据质量控制和稳健性检验等实施原则,并提出以数据字典编制和全球20个创新集群试点测算为重点的后续研究安排。

本报告的核心判断是:创新规模主要回答创新活动在何处集聚,创新强度主要反映创新活动相对于人口等基准的密集程度,而综合创新能力则需要考察创新体系能否持续创造高质量知识、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并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与经济社会价值。三者相互联系,但并不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的长期竞争力,取决于不同创新要素和创新主体之间能否形成具有持续性、适应性和开放性的创新体系。

本报告正式发布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格局、结构比较与六维综合评价方法研究成果。报告所引全球创新集群排名及相关统计数据均依据WIPO官方资料,不代表WIC独立综合指数排名。WIC综合指数尚未开展覆盖全球样本的正式测算,其得分与排名不属于本报告发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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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的时代背景

1.1 全球创新竞争的结构性变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全球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不仅推动了新兴产业发展,也不断提高重大创新活动对跨学科知识、工程技术能力和产业协同条件的依赖程度。创新过程由此表现出更强的系统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设计、规模化制造和市场应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从创新活动的形成机制看,重大科学发现通常依赖长期知识积累和高水平科研组织,关键技术突破需要持续研发投入与工程能力支撑,而创新成果实现产业价值,则进一步受到生产体系、市场条件、资本配置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这些环节既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又通过知识扩散、技术合作和产业联系形成相互作用。随着技术复杂性提高,单一机构或单一城市独立完成全部创新过程的难度不断增加,多主体协同和跨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性相应上升。

这一变化正在推动全球创新竞争由相对独立的创新主体竞争,进一步发展为创新体系之间的综合能力竞争。不同国家和地区不仅需要集聚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还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机制促进知识创造、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联系。上述创新活动及其网络联系在空间上往往表现为城市及周边区域的资源集聚、功能分工和跨区域协同,并逐步形成具有相对稳定联系的创新集群。因此,创新城市集群不仅是科研与产业活动集中的地理区域,也是观察创新资源配置、知识扩散和技术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分析单元。

1.2 创新城市集群的形成机制

创新城市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创新资源空间集聚、创新主体网络联系和创新价值持续实现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专业人才和资本在一定地理范围内集中,为知识创造与技术开发提供必要条件;不同创新主体通过合作研发、技术交易、人才流动和产业联系形成互动网络,有助于促进知识扩散、技术组合与创新资源配置;当这些创新活动进一步转化为技术成果、产业应用和经济社会价值时,区域创新体系才可能形成具有持续性的内生发展能力。

从这一意义上看,创新资源集聚是创新集群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并非充分条件。相同规模的科研资源和技术投入,可能由于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程度、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结果。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能否形成有效的知识转移机制,企业研发活动能否与产业链需求相衔接,创业资本能否支持具有长期技术价值的创新活动,都会影响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潜力,

创新城市集群的空间范围也不必然与行政区划一致。随着交通通信条件改善、产业分工深化和跨城市合作发展,创新活动可能跨越多个行政区域,形成以知识流动和技术联系为纽带的城市网络。部分创新集群依托多个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形成综合优势,另一些集群则可能集中于某一城市内部的特定产业和技术领域。因此,创新集群研究需要以实际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网络联系为基础,明确评价对象与统计边界,避免将行政区域经济指标直接等同于创新集群的综合表现。

1.3 全球创新集群评价的演进

国际创新评价长期以研发投入、科研人员、科学论文、专利申请、技术成果和创新企业等指标为基础,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资源与创新产出。随着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特征日益突出,相关研究逐步从国家层面的创新能力比较,延伸至城市、都市区和跨城市创新集群的识别与分析。

WIPO全球创新集群研究利用PCT国际专利申请、科学论文和风险资本交易等数据,通过地理编码识别全球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为观察主要创新集群的规模、强度和地理格局提供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统计依据。这一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将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置于统一的空间分析框架中,使跨行政区域的创新集群能够成为国际比较的对象。

但创新活动的规模识别与综合创新能力评价之间仍然存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国际专利申请可以反映技术研发活动及其国际化程度,却不能直接衡量专利质量和产业价值;科学论文可以反映知识创造规模,但论文数量与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风险资本交易能够揭示创业投资活动的空间分布,却不足以完整评价区域创新生态的质量与韧性。

因此,在现有创新活动统计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知识创造质量、技术突破能力、产业创新转化和创新网络协同,有助于形成对全球创新城市集群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一研究方向并非否定规模评价的价值,而是通过区分不同评价目标,明确规模、强度和综合能力各自能够解释的问题及其适用边界。

1.4 WIC全球创新集群研究的定位

世界创新大会(WIC)以“探索未来、推动创新、促进全球合作”为宗旨,以“构建全球创新共同体,让创新造福人类”为使命。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研究是WIC全球创新研究与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是在国际公开数据和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自主方法、可追溯数据和持续比较能力的综合评价框架。

本研究既关注全球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也重视不同创新集群的能力结构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全球主要创新集群,不仅需要识别其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创业投资等方面的统计表现,还需要分析这些创新活动与区域产业基础、创新主体结构及国际合作网络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不同创新集群的发展路径及其长期竞争力来源。

在研究方法上,WIC综合指数应与WIPO既有创新集群排名形成互补关系。WIPO提供的国际统计数据和创新集群识别成果,为全球比较提供了重要基础;WIC则拟通过六维评价体系,进一步考察创新资源、知识创造、技术突破、产业转化、生态协同和全球连接之间的结构关系。通过明确研究对象、指标体系和评价边界,逐步建立能够服务于全球创新发展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的知识体系。

第二章WIC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评价体系与指数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评价边界

本报告所称全球创新城市集群,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科研机构、创新企业、人才、资本和产业组织形成较高程度的集聚,并通过知识交流、技术合作、人才流动和产业联系构成持续创新活动网络的城市或跨城市区域。其基本特征不仅是创新资源和创新产出的空间集中,还包括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功能联系与相互作用。

与以行政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创新竞争力评价不同,创新城市集群综合指数应以创新活动实际形成的空间区域为评价对象。对于跨城市或跨行政区域的集群,需要依据统一规则确定其地理边界,并将专利、论文、企业、资本和其他创新活动数据匹配至相同空间范围。只有在评价单元具有一致性的条件下,不同集群之间的统计比较和综合测算才具有可靠基础。

因此,空间边界识别并非指数编制的附属技术问题,而是决定综合评价有效性的基础环节。正式测算需要明确集群识别方法、主体归属规则、跨区域活动处理方式及重复统计控制机制,并评估不同空间边界设定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2.2 六维综合评价框架

本报告所称WIC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指数,是基于六维综合评价体系提出的指数方法框架。该指数尚未完成覆盖全球样本的正式测算,本报告不发布WIC独立综合指数得分及排名。报告引用的全球创新集群排名与统计结果依据WIPO官方公开资料,不代表WIC综合评价结果。

WIC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指数拟从创新资源集聚、科学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突破、产业创新转化、创新生态协同和全球创新连接六个维度,考察创新城市集群的综合创新能力。六维框架既反映创新活动从资源投入到知识和技术产出的基本过程,也关注创新成果进入产业应用以及创新主体之间形成持续联系的组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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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维评价框架覆盖创新要素集聚、知识与技术创造、产业价值实现以及创新网络协同等相互联系的环节,旨在从创新活动的基础条件、产出结构和组织能力三个层面识别创新城市集群的综合创新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该框架首先属于评价目标与分析结构的设计,并不意味着所有潜在指标均已具备全球统一、连续和可比的数据基础。正式指数编制仍须在理论相关性、数据可获得性和国际可比性之间建立明确的指标选择规则,并通过相关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控制重复计量风险。

2.3 创新规模、创新强度与综合创新能力

创新规模、创新强度和综合创新能力是本报告的三个基本分析概念。三者分别反映创新活动的总体集聚程度、相对密集程度和创新体系的持续发展能力,具有相互联系但不能相互替代的评价功能。

创新规模主要反映一定空间范围内创新活动的总体数量及其集中程度,能够揭示全球知识创造、技术开发和资本活动的主要集聚区域。创新强度则通过将相关创新活动与人口等基准进行比较,考察不同规模区域的创新密度,其统计含义取决于具体指标、分母选择和标准化方法。综合创新能力关注的范围更广,不仅涉及创新资源和创新产出,还包括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技术成果转化以及创新体系持续适应技术和产业变化的能力。

创新规模与综合创新能力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但二者并不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较大的创新活动规模通常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资源集聚优势,却不能直接证明创新体系在知识创造质量、技术突破和产业转化方面具有同等优势。较高的创新强度则可能源于某一技术领域的高度专业化,也可能反映多领域创新活动的共同集聚,其实际含义需要结合创新主体结构、技术领域分布和创新成果构成进行判断。

因此,综合创新能力评价不能将规模指标与强度指标简单叠加,而应在明确各类指标统计含义的基础上,考察创新资源、知识创造、技术突破、产业转化和创新生态之间的结构关系。对于具有较高规模或强度排名的创新集群,仍需通过多维指标分析识别其优势来源、能力边界及长期发展潜力。

2.4 与WIC100城市评价体系的关系

WIC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指数研究与WIC100世界创新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具有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的研究定位。WIC100主要面向全球城市,关注城市层面的综合创新竞争力;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研究则以创新活动实际形成的城市或跨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知识创造、技术开发、产业转化和创新网络协同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两类评价体系在研究对象、空间边界和指标结构方面存在差异。行政城市的创新竞争力不仅受科研与技术活动的影响,还涉及城市治理、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和综合发展条件;创新城市集群则可能跨越多个行政区域,其创新能力更多体现为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联系、技术合作和产业协同。因此,两者可以共享相关基础数据和研究成果,但不能直接使用相同的统计单元或以一种排名替代另一种评价结果。

从WIC全球创新研究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研究WIC100、WIC500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功能定位。通过明确各类研究的评价边界,有助于形成从创新主体、城市创新环境到区域创新网络的多层次分析体系。

2.5 指标标准化与综合指数计算

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评价涉及不同类型的数据,其计量单位、分布范围和统计性质存在显著差异。研发投入、科研人员、科学论文、国际专利和创新资本等指标不能直接进行数值加总,必须通过统一的标准化处理和合理的权重设置,形成具有可比性的综合评价结果。

WIC综合指数拟采用分层加权计算方法。设创新集群c在第j个评价维度上的得分为S_cj,该维度权重为w_j,综合指数I_c的计算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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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得分由对应二级指标分层加权形成。设第j个维度包含m_j项二级指标,标准化得分为Z_cjk,维度内权重为a_jk,则维度得分按上述分层加权公式计算。对于不同量纲的原始数据,应结合指标分布特征,比较标准分数法、极值标准化法和百分位标准化法等处理方式。对于高度偏态或存在极端值的指标,可根据数据性质考虑对数变换、适度缩尾或稳健标准化,但相关处理必须保持方法透明,并通过敏感性检验评估其对综合结果的影响。

在指标设计中,还需要区分总量指标与人口相对强度指标的统计功能。总量指标有助于识别创新活动的规模优势,强度指标有助于观察不同人口规模区域的创新密度,但如果在缺乏明确理论依据的情况下同时纳入大量高度相关的总量与强度指标,可能导致特定创新活动被重复评价。因此,正式测算应在指标选择阶段明确各项指标的评价目标,并结合相关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控制重复计量风险。

2.6 权重确定与敏感性检验

权重设置反映不同评价维度在综合指数中的相对重要性,对最终得分和排名具有直接影响。为避免权重选择过度依赖主观判断,WIC综合指数应建立理论依据、专家评议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权重确定机制。

在初步测算阶段,建议采用六维等权重作为基准情景,即各维度权重均为六分之一。这一方案主要用于检验评价框架的可行性和不同创新集群的初步结构差异,并不代表正式指数最终权重。随着数据基础完善,可进一步结合专家评议、指标相关性和评价目标,对不同维度权重进行比较与优化。

敏感性检验应重点考察不同权重方案、标准化方法、极端值处理方式和缺失值处理规则对综合结果的影响。对于在不同方案下排名变化较大的创新集群,需要进一步识别其波动来源,判断相关变化究竟来自真实的创新能力结构差异,还是数据质量、指标选择和计算方法造成的统计不确定性。

通过将权重设置与稳健性分析相结合,可以提高综合指数的可解释性,避免将某一特定计算方案下的排名结果误认为不受方法选择影响的客观事实。

2.7 数据来源与可比性控制

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指数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和空间匹配质量。正式测算应优先采用统计定义明确、覆盖范围较广、更新机制稳定且具有可追溯来源的数据,并对不同数据库之间的统计差异进行系统评估。

对于PCT国际专利申请、科学论文和风险资本交易等指标,可以参考WIPO相关数据库及其研究方法;对于研发投入、科研人才、创新企业和产业转化等指标,则需要进一步评估全球集群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空间匹配能力。特别是在跨城市创新集群中,不同数据来源可能采用行政区划、都市区或企业注册地址等不同空间单元,如果未经统一处理直接纳入综合计算,将影响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对于缺乏统一数据的指标,应优先通过可靠的替代指标、样本调整或评价范围限定加以处理,而不宜采用缺乏明确依据的主观评分填补缺失。若某一维度暂时无法形成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基础,应在正式指数说明中明确其处理方式和结果适用范围,避免评价体系在概念设计与实际测算之间出现不可解释的偏差。

2.8 数据字典与试点测算机制

为确保WIC综合指数能够由方法设计进入实际测算,需要建立数据字典前置机制,将指标定义和数据质量控制置于综合计算之前。每项二级指标均应明确统计含义、计量单位、数据来源、统计年份、空间匹配规则、缺失值处理方式和质量控制要求,并建立相应的原始数据记录与复核程序。

数据字典经内部评议后,再进入试点测算阶段,可以减少因数据可得性差异而临时调整评价目标的情况,也有助于形成年度连续研究所需的稳定指标基础。建议首先选取全球主要创新集群中的20个样本开展内部方法验证,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和不同创新结构的样本之间检验评价体系的适用性。

试点测算应重点形成三项成果:其一,分析不同标准化方法和权重方案下的综合得分与排名稳定性;其二,评估数据缺失、替代指标和空间匹配误差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其三,比较WIC试点综合得分与WIPO创新集群规模排名之间的相关性及结构差异,识别六维评价框架是否提供了超越创新活动规模的解释信息。

其中,与WIPO排名的相关性并不是衡量WIC综合指数有效性的唯一标准。较高相关性可能反映创新规模与综合能力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较低相关性也可能来自评价目标和指标结构的差异。判断WIC综合指数的研究价值,关键在于其能否通过透明、可重复的方法揭示具有实质意义的创新能力结构,而非简单追求与既有排名一致或不同。

2.9 WIC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原则

WIC综合指数应坚持独立评价、数据可核、方法透明、年度连续和审慎发布的原则。正式评价结果需要经过数据采集与核查、模型测算、稳健性检验、专家评议和独立复核等程序,并形成完整的指标定义、数据来源和计算记录。

对于样本覆盖不足、关键指标缺失或排名结果不稳定的情况,应优先改进数据基础与测算方法,而不能通过主观调整形成预期结果。只有在评价对象、统计口径和计算规则具有足够稳定性的条件下,综合指数才能逐步形成年度比较能力,并为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第三章 2026年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的发展格局

3.1 全球十大创新集群

根据WIPO《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更正后的创新集群规模排名,全球前十位创新集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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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前十位的经济体分布看,中国和美国各拥有三个创新集群,日本拥有两个,韩国和英国各拥有一个。这一格局表明,东亚与北美仍然是全球高能级创新活动的重要集中区域,欧洲主要创新中心也保持着重要地位。

全球十大创新集群在科研资源、技术开发、产业结构和创新生态方面具有不同特点。深圳—香港—广州体现了多城市协同与先进制造发展的基础,东京—横滨具有长期工业技术积累,圣何塞—旧金山突出前沿科技和创业创新,北京具有高水平科学研究资源,其他创新集群则分别在企业研发、金融服务、生命科学和产业技术等领域形成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WIPO创新集群规模排名反映的是其特定指标体系下创新活动的总体集聚程度,而不是对各集群综合创新能力的完整评价。因此,对全球头部创新集群的比较,还需要结合创新活动结构和长期发展条件进行进一步分析。

3.2 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的区域分布

2026年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的区域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性。东南亚、东亚及大洋洲拥有36个百强创新集群,欧洲拥有30个,北美拥有23个,三个区域合计达到89个,占全部百强创新集群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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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布反映出全球创新活动与长期形成的科研基础、产业体系、人才集聚和资本市场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主要创新集群往往依托持续的科研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技术积累形成规模优势,并通过人才流动和创新合作进一步强化区域创新网络。

与此同时,全球创新空间结构并非完全固化。开罗作为全球百强中唯一的非洲创新集群,圣保罗和墨西哥城作为拉丁美洲进入百强的两个创新集群,体现了不同区域参与全球创新活动的现实基础。利雅得于2026年首次进入全球百强,排名第92位,也反映出部分新兴创新区域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

因此,全球创新活动的高度集中与新兴创新区域的逐步成长并不矛盾。前者反映长期积累形成的空间优势,后者则表明产业发展、技术能力建设和创新资源配置仍可能推动全球创新格局发生变化。

3.3 中国与美国的创新集群分布

2026年,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美国拥有20个,两国合计45个,占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的45%。这一结果反映出中国与美国在全球创新活动空间分布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两国在科研资源、技术开发和创新产业方面长期形成的集聚基础。

中国创新集群呈现多区域、多层次发展的特点,既包括深圳—香港—广州、北京和上海—苏州等全球头部集群,也包括依托特定产业和技术领域形成专业化优势的区域创新中心。不同集群在基础研究、先进制造、数字技术和产业创新方面具有差异化基础,共同构成中国创新活动的区域网络。

美国则形成以圣何塞—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剑桥等为代表的多元创新体系,在前沿科技、科学研究、创业资本和现代服务业创新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不同创新集群之间的功能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使美国创新活动呈现出多中心、差异化的空间结构。

除中国和美国外,德国拥有7个百强创新集群,印度和英国各拥有4个,体现了全球创新活动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多样化布局。需要强调的是,创新集群数量反映的是特定统计标准下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不能直接用于推断国家整体创新质量或全部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3.4 创新规模与创新强度的结构差异

创新规模排名与创新强度排名之间的差异,为理解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的结构特征提供了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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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何塞—旧金山在创新规模排名中位居第三,在创新强度排名中位居第一,说明其在较大创新活动总量基础上形成了较高的创新密度。相比之下,宁德的创新规模排名为第75位,但创新强度位居第三,反映出相对较小的区域也可能通过特定产业领域的持续技术积累形成高度集中的创新活动。

这一差异说明,创新活动规模与创新密度并非同一评价维度。规模排名较高的集群通常拥有较大的创新活动总量,而强度排名较高的集群可能具有更加集中的技术活动,也可能受到人口规模和产业专业化程度等因素影响。对不同创新集群进行综合评价,需要进一步考察其专利、科研论文和风险资本活动的构成,以及相关创新活动是否具有多领域、多主体和持续发展的特征。

因此,创新强度排名可以为识别高密度创新活动提供重要依据,但不能直接解释为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对于宁德等具有突出专业化特征的创新集群,尤其需要结合企业集中度、技术领域分布和创新生态结构进行分析。

3.5 全球创新集群格局的主要特征

综合2026年全球创新集群规模排名、区域分布和创新强度表现,可以观察到全球创新活动在空间结构和能力结构方面的若干共同特征。

首先,全球创新活动仍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高水平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创新人才和资本往往集中于少数具有长期发展基础的城市区域,并通过持续的知识创造和技术开发强化其创新优势。其次,不同创新集群在能力结构上具有显著差异,科学研究、工业技术、创业资本和产业创新等活动并不必然按照相同程度发展。最后,专业化创新集群的成长表明,区域创新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城市规模或经济总量,特定产业领域的持续技术突破也可能推动区域形成较高水平的创新活动。

上述特征共同说明,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研究需要在空间分布与规模识别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同创新活动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长期发展条件。只有将创新规模、相对强度和综合能力置于相互区分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全球创新集群的发展格局。

第四章 全球主要创新城市集群的结构比较

4.1 深圳—香港—广州:多城市协同与产业创新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位居2026年全球创新集群规模排名首位,其发展基础体现了多城市创新资源集聚、先进制造产业体系和国际创新联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深圳、香港、广州及周边地区在科研、技术开发、产业制造、金融服务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具有不同功能,通过区域产业联系和创新主体互动形成具有一定互补性的创新网络。

深圳在电子信息、通信技术、智能硬件和先进制造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产业技术基础,科技企业的持续研发活动为区域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香港拥有高水平大学、国际金融服务和国际人才联系等优势,能够在基础研究、科研合作和国际资源链接方面发挥作用。广州则依托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基础,形成多领域创新活动。不同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为区域创新体系提供了多样化资源和协同发展条件。

但多城市资源集聚并不必然意味着创新体系已经形成充分的协同效率。不同城市之间的科研合作、技术转移、人才流动和产业分工是否有效,需要通过具体创新网络和产业联系数据进行判断。因此,对深圳—香港—广州的综合评价,应在肯定其创新活动规模优势的同时,进一步考察原创性研究、跨境科研合作、关键技术突破和高质量产业转化等方面的实际表现。

4.2 东京—横滨:工业技术积累与持续创新

东京—横滨位居全球第二,是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工业技术与企业研发集群。其创新基础与日本长期形成的汽车、电子、材料、精密机械和工业设备等产业体系密切相关,企业研发活动、工程技术积累和产业组织能力共同构成其持续创新的重要条件。

WIPO创新集群研究显示,东京—横滨具有较强的国际专利申请活动基础,北京则集聚了大量高水平科研机构。两地在企业研发、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形成了不同的创新结构,但这些差异不能直接用于判断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或综合创新能力的高低。

这种差异与两地长期形成的创新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路径具有一定联系。东京—横滨依托成熟工业体系和企业研发网络,在工程技术积累和持续产品创新方面具有较强基础;北京则集聚了大量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科学知识创造能力。但国际专利申请与科学论文分别反映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二者在专利与论文产出上的结构差异不能直接证明某一集群的创新效率或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更高。

因此,对东京—横滨长期创新能力的评价,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专利质量、企业技术应用、产业创新成果以及新兴技术与传统工业体系的融合程度。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持续发展,成熟的工业技术体系能否有效吸收新技术并形成新的创新能力,将成为影响其长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4.3 圣何塞—旧金山:前沿科技与创新生态

圣何塞—旧金山位居全球创新集群规模排名第三,并在创新强度排名中位居第一,是全球前沿科技研发和创业创新活动高度集中的区域。其创新体系以硅谷为核心,集聚高水平大学、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国际创新人才,在人工智能、半导体、软件、生命科学和其他前沿技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

这一集群的创新优势不仅来自高水平科研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还与长期形成的创业资本、专业服务、人才流动和技术商业化机制密切相关。大学和科研机构为知识创造及人才培养提供基础,科技企业推动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风险资本支持具有成长潜力的创新活动,专业服务体系则在知识产权、企业发展和市场进入等方面提供支持。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有助于推动知识扩散、技术组合和新兴产业形成。

但高度活跃的创新生态也可能面临资本周期波动、生活成本上升和创新资源集中等挑战。前沿科技产业的发展往往伴随较高的不确定性,部分技术领域的快速扩张也可能对人才、基础设施和区域发展条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圣何塞—旧金山的长期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持续产生前沿技术的能力,还取决于创新生态能否保持开放性、多样性和对技术产业变化的适应能力。

4.4 北京:科学知识创造与技术价值实现

北京位居2026年全球创新集群规模排名第四,是全球重要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中心。大量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专业人才的集聚,使北京在基础研究、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创新基础。其创新活动结构体现了高水平知识创造资源集聚与多领域技术研发并存的特点。

从WIPO相关统计数据看,北京与东京—横滨在科学出版物和PCT国际专利申请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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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公开资料显示,东京—横滨的企业研发和国际专利活动具有突出基础,北京则在科学研究资源和知识创造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这些特点反映出不同的创新活动结构,但不构成对两地整体创新效率或技术转化能力的直接排序。

但需要明确的是,科学论文与国际专利分别反映不同类型的创新产出,其产出结构差异不能直接用于推断科研成果转化效率。论文数量较高并不意味着科研成果必然能够形成更多专利,专利申请数量较高也不意味着相关技术已经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价值。不同领域的知识传播方式、专利申请策略和产业化周期存在差异,均可能影响论文与专利之间的统计关系。

因此,不能仅依据上述结构特征认定北京的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东京—横滨。对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的评价,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专利质量、企业研发、工程技术能力、风险资本活动、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创新产出。北京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在持续提高原创性知识创造能力的基础上,促进科研成果与工程技术、企业创新和产业应用之间形成更加有效的联系,使高水平科研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持续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创新能力。

4.5 首尔:企业研发与高技术产业

首尔位居全球第五,是东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技术创新集群。其创新活动与韩国电子信息、半导体、通信技术和先进制造产业体系密切相关,大型科技企业的持续研发投入、大学科研和产业技术积累共同构成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

这一发展模式有利于将长期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产业制造和市场应用相结合,使企业能够通过持续工程开发和技术迭代积累竞争优势。但企业研发高度集中的创新结构,也需要从创新主体多样性、创业生态和新兴技术发展空间等方面进行进一步评价。随着技术路线变化和全球产业竞争加剧,首尔能否在保持既有高技术产业优势的同时培育新的创新主体和技术领域,将影响其长期创新能力。

4.6 上海—苏州:科研与先进制造协同

上海—苏州位居全球第六,其创新活动体现了高水平科研资源与先进制造产业基础之间的相互联系。上海在科学研究、金融服务、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国际创新合作等方面具有较强基础,苏州则依托先进制造、工业技术和产业配套形成重要的产业创新能力。两地通过科研机构、创新企业、产业链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构成具有一定功能互补性的区域创新网络。

科研资源与制造能力的空间联系,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条件,但这种潜在优势能否形成持续的综合创新能力,还取决于跨城市科研合作、技术转移机制和产业创新组织效率。未来上海—苏州创新集群需要进一步提高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促进科研成果与企业工程开发相结合,并通过区域协同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创新质量。

4.7 纽约、伦敦与波士顿—剑桥:多元创新模式

纽约、伦敦和波士顿—剑桥分别位居全球第七、第八和第九,体现了以金融服务、国际知识网络和高水平科研为重要基础的不同创新发展模式。

纽约的创新活动与金融、专业服务、生命科学和数字技术等领域联系紧密,金融市场与多元产业基础为创新企业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源条件。伦敦依托国际金融服务、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和创业生态,形成较强的全球知识与资本连接能力。波士顿—剑桥则在高水平科研、生命科学、医药研发和深科技创业等方面具有突出基础,科研机构与技术企业之间的联系是其创新体系的重要特点。

这些创新集群表明,全球创新竞争力并不存在单一的发展路径。先进制造、金融服务、科学研究和创业资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组合形成区域创新优势,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程度、技术成果转化机制以及产业和制度环境。因此,对不同创新集群进行比较时,需要充分考虑其历史积累和产业结构差异,避免以单一创新模式作为普遍评价标准。

4.8 全球主要创新集群的比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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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创新集群的发展路径具有显著差异。部分集群依托长期工业技术积累和企业研发形成持续创新能力,部分集群以高水平基础研究和知识创造为重要基础,部分集群通过创业资本与前沿科技商业化形成创新生态优势,还有部分集群通过跨城市功能互补和产业协同构建区域创新网络。

这些发展模式反映了不同地区在历史积累、产业结构、科研资源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创新集群的单一发展路径。综合创新能力评价的意义,正是在承认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上,识别不同创新体系的优势结构、协同机制及其长期发展条件,而不是简单依据某一类型创新活动的规模判断其整体竞争力。

第五章中国创新城市集群的全球地位与发展特征

5.1 中国创新集群的全球布局

2026年,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继续位居全球首位。这一结果反映出中国创新活动在空间分布上已经形成多区域、多层次的发展格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集群不仅集中于少数中心城市,也逐步扩展至具有不同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的区域创新中心。

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北京和上海—苏州分别位居全球第一、第四和第六,体现了珠三角、京津冀和长三角主要创新区域在科研、技术开发和产业创新方面的重要基础。深圳—香港—广州突出先进制造、科技企业和多城市协同,北京具有基础研究和高水平科研资源集聚优势,上海—苏州则体现了科学研究与先进制造产业体系之间的联系。不同创新集群的结构差异,使中国创新活动呈现出多种发展模式并存的特点。

与此同时,部分专业化创新集群通过长期产业技术积累和龙头企业研发活动,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形成了独特地位。中国创新集群的空间布局因此不仅表现为头部集群的规模优势,也体现出专业化技术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

5.2 从创新规模优势走向创新质量提升

创新集群数量和规模的增长,是中国创新体系发展的重要表现,但长期创新竞争力不能仅以科研论文、专利申请或创新企业数量衡量。随着创新活动规模扩大,知识创造质量、关键技术突破、产业转化效率和创新生态协同能力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

从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看,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原创性科学研究通常需要长期积累,其成果能否转化为产业技术,还受工程研发、企业能力、资本支持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因此,科研资源规模扩大并不必然带来同比例的产业创新产出,专利数量增长也不能直接代表技术商业化效率提高。

中国创新集群下一阶段的发展,需要在巩固科研和产业基础的同时,加强原创性知识创造与关键技术研发之间的联系,完善科研机构、企业和资本之间的合作机制,并通过提高创新主体多样性和跨区域协同效率,推动创新资源由规模集聚进一步转化为高质量创新能力。

5.3 宁德:专业化技术突破与创新强度

宁德是2026年全球创新集群排名变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根据WIPO官方公布的更正后结果,宁德由2025年的全球第99位上升至2026年的第75位,提升24个位次,并在全球创新强度排名中位居第三。这一变化表明,具有鲜明产业专业化特征的区域,也可能在全球创新活动格局中形成较高的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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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创新集群的突出表现,体现了专业化产业技术积累与龙头企业研发活动对区域创新密度的重要影响。根据WIPO公布的数据,宁德最近五年每百万人口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6,239件,约为圣何塞—旧金山的两倍,其中宁德时代(CATL)占宁德集群PCT申请量的84%。这一高度集中的专利活动结构表明,宁德的创新强度优势与新能源电池领域的持续技术研发及龙头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密切联系。

从创新结构看,宁德案例说明,特定产业领域的长期技术积累能够推动相对较小的区域形成较高密度的创新活动,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建立专业化优势。然而,企业专利申请份额并不等同于其对创新强度综合得分的贡献率,也不能据此推断区域在科学知识创造、产业创新转化和创新生态协同等方面具有同等优势。宁德在创新强度排名中位居全球第三,反映的是WIPO特定统计口径下创新活动的相对密集程度,而不是WIC六维综合创新能力评价的结果。

从长期发展看,专业化技术突破能够推动创新集群形成鲜明的竞争优势,但创新主体高度集中也可能使区域创新体系更容易受到核心企业经营状况、产业技术路线和市场周期变化的影响。因此,评价宁德的持续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技术领域多样性、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知识联系、创新主体结构以及区域创新生态的适应能力。

宁德案例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其规模排名和创新强度的变化,更在于揭示了专业化产业创新与综合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龙头企业持续研发能够推动区域形成高密度技术活动,但长期创新竞争力仍需要通过知识创造、技术拓展、产业协同和多主体创新生态的共同发展得到巩固。

5.4 中国创新集群发展的结构性挑战

中国创新城市集群已经形成较强的发展基础,但在迈向高质量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关注原创性知识创造、产业技术转化、跨区域协同和创新生态韧性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共同影响创新资源能否持续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成果和产业价值。

首先,原创性知识创造与产业技术创新之间仍需要形成更加有效的联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开发具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与评价标准,科研成果转化不仅取决于科学发现和专利申请数量,还受工程研发能力、企业技术需求、资本支持和市场条件等因素影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需要通过长期合作机制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而不能仅依靠单一环节的投入增长。

其次,跨城市创新协同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创新集群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科研合作、人才流动和公共服务协调,会直接影响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行政边界与创新活动实际空间范围之间的差异,可能增加资源配置和合作组织的复杂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跨区域创新合作机制。

再次,创新生态需要增强多样性与韧性。大型科技企业和产业龙头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组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区域长期创新能力还需要高水平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创业团队和专业服务机构共同支撑。创新主体过度集中可能提高特定领域的技术活动密度,却也可能增加区域对少数企业或技术路径的依赖。

最后,国际创新合作面临新的环境变化。全球技术竞争、产业链调整和创新规则变化,对创新集群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吸引全球人才和配置创新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保持开放合作,将成为中国创新集群长期发展需要协调的重要关系。

5.5 中国创新集群发展的战略方向

中国创新城市集群的发展,应在全国创新体系整体建设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科研资源、产业结构和创新主体条件,形成差异化、互补性的创新发展路径。对于具有综合性优势的头部创新集群,应重点提高原创性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和跨区域协同能力;对于依托特定产业形成优势的专业化创新集群,则应在巩固核心技术基础的同时,推动技术领域拓展和创新生态完善。

深圳—香港—广州应进一步发挥多城市功能互补优势,加强原创性研究、跨境科研合作和先进制造与前沿技术融合,提高区域创新网络的协同效率。北京应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和高水平科研资源优势,促进原创科研成果与工程研发、企业创新和产业应用有效衔接。上海—苏州应深化科研机构与先进制造企业之间的合作,提高跨城市创新资源配置和技术产业化能力。宁德等专业化创新集群则应在保持核心产业技术优势的同时,推动创新主体多样化、技术领域拓展和区域创新生态建设。

对于其他成长型创新集群,应根据自身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培育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特色创新能力,避免脱离实际条件的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总体而言,中国创新城市集群发展的长期目标,应从扩大创新活动规模,进一步转向持续创造高质量知识、关键技术和产业价值,并通过区域协同与开放合作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发展能力。

第六章 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的结构性趋势

6.1 从资源集聚走向创新网络协同

创新资源集聚是创新城市集群形成的重要基础,但资源集中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高效率创新。科研机构、创新企业、资本市场和产业组织之间能否形成有效联系,是影响创新集群长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重大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跨学科、跨产业和跨机构合作,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正在由相对独立的主体研发,进一步向网络化、协同化和跨区域合作发展。

这一趋势与现代创新活动的知识复杂性和产业分工深化密切相关。基础研究、工程开发、产品制造和市场应用通常由不同主体承担,创新成果的形成与扩散需要跨越组织边界和技术领域。城市之间可以通过科研合作、产业链联系、技术交易和人才流动形成区域创新网络,使创新活动超越单一行政区域的空间限制。

因此,未来创新集群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将不仅是拥有多少创新资源,还包括不同创新主体之间能否形成稳定而有效的协同关系。对于跨城市创新集群而言,促进知识流动、完善技术合作机制和提高区域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将成为推动综合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重要条件。

6.2 从创新活动规模走向创新质量与价值创造

科学论文、国际专利和风险资本交易等指标,为观察全球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统计依据,但创新活动数量与创新价值之间并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专利的技术质量、创业投资支持的创新类型,以及科研成果进入产业应用的实际效果,都可能影响创新集群的长期发展能力。

这一变化意味着,创新评价需要在保留规模指标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对创新质量和价值创造过程的关注。科学知识创造不仅涉及论文数量,还需要考察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影响力;技术创新不仅体现为专利申请,还涉及技术突破的实际意义及其应用潜力;产业创新转化则需要分析技术成果如何通过企业研发、生产组织和市场应用形成经济社会价值。

从评价方法看,创新质量和价值创造往往比创新活动数量更难进行统一统计。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周期、成果形式和产业化路径存在差异,相关指标需要经过严格定义和国际可比性检验。因此,全球创新集群综合评价的深化,应建立在可靠数据与透明方法基础上,避免以缺乏统一标准的主观判断替代实证分析。

6.3 人工智能成为创新集群发展的重要变量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设计、生产制造和专业服务的组织方式。对于创新城市集群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技术产业,也可能成为提高其他产业创新效率的重要通用技术。其发展将影响知识创造方式、企业研发流程和产业组织结构,并可能改变不同创新集群之间的能力比较关系。

拥有高水平科研机构、先进制造基础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创新集群,有条件推动人工智能与现有产业体系融合,但技术能力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生产率提升或产业竞争优势。人工智能的实际经济效果还受数据资源、算力基础设施、人才技能、组织管理和产业应用条件等因素影响。不同创新集群在这些方面的基础差异,将使其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路径呈现不同特点。

因此,未来创新集群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能力,也将体现为人工智能与区域产业体系结合的深度和效率。对人工智能时代创新集群竞争力的评价,需要同时关注前沿技术创造与跨产业应用能力,避免仅依据技术企业数量或相关专利规模判断区域的实际创新水平。

6.4 从龙头企业驱动走向多主体创新生态

大型科技企业和产业龙头在创新集群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通常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技术平台和产业组织资源,能够推动重大技术开发、产业链协同和规模化应用。部分专业化创新集群的成长表明,龙头企业持续研发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活动的集中程度,并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技术优势。

但长期创新竞争力不能完全依赖少数大型企业。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中小创新企业、创业团队、风险投资和专业服务组织,共同构成创新生态的重要基础。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有助于形成多样化技术路径,促进知识扩散和新兴技术应用,并提高区域创新体系应对产业变化的能力。

从创新生态的长期演进看,龙头企业的技术带动作用与多主体创新网络建设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新集群,需要在发挥大型企业研发和产业组织优势的同时,支持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创业团队形成独立创新能力,逐步建立具有多样性和适应性的创新生态。

6.5 从区域竞争走向开放合作与创新治理并重

全球创新城市集群之间既存在技术、人才、资本和产业竞争,也具有广泛的合作需求。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转型等领域的发展,需要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知识交流与技术合作。随着创新活动日益具有跨国界、跨产业和跨学科特征,国际科研合作与全球创新网络连接能力正在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集群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吸引全球资源的能力,也体现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推动知识传播和促进创新成果共享的能力。开放合作能够扩大知识来源、促进技术交流和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但其实际效果仍受知识产权、数据治理、技术安全和国际规则等因素影响。

未来全球创新集群需要在保持开放合作的同时,完善创新治理和风险管理机制。对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集群而言,如何在技术竞争与全球合作之间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关系,将成为影响其长期发展能力的重要条件。开放能力与治理能力的有效结合,也将为全球创新合作提供更加可靠的制度基础。

第七章战略判断与发展建议

7.1 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的五个战略判断

基于2026年全球创新集群规模与强度排名、主要创新集群的结构差异,以及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本报告提出五项战略判断。这些判断建立在现有公开统计资料和结构性比较分析基础上,旨在识别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的主要方向,并不构成对未来排名变化的确定性预测。

判断一:全球创新集群竞争正在从规模优势向系统性创新能力延伸

全球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仍然是形成创新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但不同创新集群的比较表明,创新规模并不能完整解释知识创造、技术突破、产业转化和创新生态之间的结构差异。长期创新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资本的集聚程度,还取决于这些创新要素能否通过有效的组织联系形成持续创新能力。

因此,全球创新集群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为创新体系的综合能力竞争。能够在高水平知识创造、关键技术研发、产业创新转化和开放协同之间形成有效联系的区域,更有条件保持长期创新活力。这一趋势也要求全球创新评价逐步从规模识别拓展至创新能力结构和价值创造机制分析。

判断二:全球创新活动高度集中与新兴创新区域成长将长期并存

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的区域分布表明,全球主要创新活动仍然集中于东亚、北美和欧洲部分区域。这种集中格局与长期形成的科研基础、产业技术积累、人才网络和资本市场具有密切关系,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

与此同时,宁德等专业化创新集群的成长,以及部分新兴创新区域进入全球百强,说明特定产业技术突破和创新能力积累仍可能推动区域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因此,全球创新空间格局更可能呈现高能级创新中心持续集聚与多层次创新网络共同发展的特点,而不是简单向单一中心集中或全面分散。

判断三: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改变创新集群的能力结构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影响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应用方式,并可能改变不同创新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但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效果之间并不存在自动对应关系,其实际作用取决于科研基础、产业结构、人才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和组织管理能力等因素。

未来创新集群之间的重要差异,可能越来越体现在人工智能与区域创新体系的融合能力上。具有较强基础研究能力的集群可能在前沿技术创造方面形成优势,拥有先进制造和产业应用基础的集群则可能通过技术融合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变化。综合创新能力评价需要关注这种差异化发展路径,而不能将人工智能相关活动规模直接等同于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判断四:跨城市协同与创新生态韧性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现代创新集群往往包含多个城市和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其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各城市拥有的资源,还取决于资源之间能否形成有效联系。跨城市科研合作、产业分工、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能够促进知识扩散与资源互补,但也对区域协同机制和创新组织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与此同时,技术路线变化、资本周期波动和全球产业调整可能影响创新集群的发展稳定性。创新主体多样性、产业结构适应性和技术路径开放性,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体系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因此,协同效率与创新生态韧性将成为评价创新集群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方向。

判断五:创新集群的长期价值最终体现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科研成果和技术突破具有重要价值,但创新活动的长期意义还体现在能否推动产业升级、生产率提升和社会福祉改善。不同创新集群需要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将创新资源转化为持续的技术进步、产业创新和经济社会价值。

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所有科研活动都应以短期产业收益作为评价标准。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其重要价值可能在较长时期后通过知识积累和技术突破体现。综合创新能力评价需要同时尊重不同创新活动的发展规律,并关注创新体系能否形成从知识创造到技术应用、再到经济社会价值实现的持续联系。

7.2 对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的建议

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的发展,应在巩固既有科研与产业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知识创造质量和产业创新能力。对于具有较强科研基础的创新集群,需要支持长期基础研究、跨学科合作和重大技术探索,为持续创新提供知识来源;对于具有较强工业技术和企业研发基础的集群,则应促进前沿技术与现有产业体系融合,提高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协同效率。

创新集群还应加强跨城市和跨机构创新网络建设,通过科研合作、技术转移、人才流动和产业联系,提高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应重视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创业团队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功能互补,避免创新活动过度依赖单一技术领域或少数创新主体。

面对全球科技创新的跨国界特征,主要创新集群还需要加强国际科研交流、人才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并在知识产权、数据治理和技术安全等领域完善合作机制。通过开放合作与创新治理协调发展,为全球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创造更加稳定的条件。

7.3 对中国创新城市集群发展的建议

中国创新城市集群已经形成较强的规模基础和多区域发展格局,下一阶段应更加重视创新质量、产业转化和创新生态的长期建设。在基础研究方面,应支持高水平科研机构开展原创性研究和长期技术探索,提高知识创造质量与关键技术突破能力;在产业创新方面,应促进科研成果与企业研发、工程开发和市场应用之间形成更加有效的联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对于跨城市创新集群,应进一步完善区域科研合作、技术转移和产业协同机制,提高不同城市之间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专业化创新集群,则需要在巩固核心产业技术优势的同时,支持技术领域拓展、创新主体多样化和区域创新生态建设,增强创新体系的适应能力和长期发展韧性。

中国创新集群还应持续提高国际科研合作和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在参与全球知识交流与技术合作的过程中,促进原创性研究、产业技术创新和国际创新网络之间形成更加有效的联系。通过差异化发展与开放协同相结合,逐步形成具有多层次结构、互补性优势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7.4 对全球创新集群评价研究的建议

全球创新集群评价的深化,需要在现有国际统计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研究对象识别、指标结构设计和综合测算方法的科学性。首先,应明确创新集群的空间边界和评价单元,避免将不同地理范围的数据直接混合比较;其次,应区分创新规模、创新强度和创新质量,防止单一类型指标主导综合评价;再次,应重视创新主体多样性、技术转化能力和国际创新联系等长期发展因素,提高评价体系对创新能力结构的解释能力。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建立稳定的数据更新、方法公开和结果复核机制。对于尚缺乏全球统一数据的评价维度,应优先完善数据基础和测算方法,而不是以主观判断代替实证结果。综合指数的研究价值不仅体现为形成新的排名,更在于通过透明、可重复的方法识别不同创新集群的优势结构、能力边界和长期发展条件,为全球创新研究和政策分析提供可靠依据。

结语

全球创新城市集群正在成为世界科技进步、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全球创新集群排名表明,中国在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规模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主要创新区域也保持着各具特色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不同创新集群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先进制造、创业资本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其长期竞争力受科研基础、产业结构、制度环境和创新生态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全球创新竞争并不是简单的排名竞争。创新活动规模能够揭示全球科研与技术开发的主要集聚区域,创新强度能够反映不同人口规模区域的创新密度,但二者均不足以完整解释创新体系的综合发展能力。对创新城市集群进行更加深入的评价,需要从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进一步走向创新能力结构、产业转化机制和长期发展潜力分析,并在统一统计口径和可靠数据基础上形成可重复、可比较的研究结果。

世界创新大会将以年度连续研究为基础,逐步完善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评价体系,形成具有自主方法、可靠数据、独立判断和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全球创新活动及其发展机制的持续观察,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知识交流、经验分享与创新合作,为理解全球创新格局变化和推动创新成果造福人类提供研究支持。

研究说明

本报告是世界创新大会(WIC)全球创新研究与评价体系下的2026年度专题研究成果,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及相关创新集群研究成果为基础,分析全球创新集群的发展格局、空间分布与结构特征,并提出WIC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六维综合评价框架。

本报告采用WIPO《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创新集群研究的官方更正版本。相关研究主要依据PCT国际专利申请、科学论文和风险资本交易数据,通过创新活动的地理分布识别全球创新集群。其中,PCT国际专利申请统计期为2021—2025年,科学论文和风险资本交易统计期均为2020—2024年。风险资本活动以交易笔数衡量,专利与论文采用相应的空间分数计数方法。创新集群的统计边界不必然与城市行政边界一致,相关数据比较以WIPO官方统计口径为准。

WIC全球创新城市集群综合指数拟采用六维评价框架,通过指标标准化与分层加权形成综合得分。具体标准化方法、指标权重和计算规则将在数据核验及稳健性检验基础上确定。WIPO创新集群排名与WIC综合指数属于不同的研究成果,在评价方法和结论适用范围上存在区别。本报告正式发布全球创新城市集群发展格局、结构比较与六维综合评价方法研究成果,暂不发布尚未完成正式测算的WIC独立综合指数得分及排名。

世界创新大会(WIC)

2026年11月1日·中国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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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2026年。 

2.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6, Innovation Cluster Rankings and Methodology. 2026.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GII):深圳—香港—广州、东京—横滨、圣何塞—旧金山、北京和首尔是全球最大的“创新集群”》。 2026年9月8日。

4.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6: Overview and Statistical Resources.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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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谢云龙,全球创新战略与治理学者,世界创新大会(WIC)创始人、执行主席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与全球创新战略、创新政策、创新治理及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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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创新大会,版权属于原作者,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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