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人工智能的跨国与国际治理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是因为，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应用上实际上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列，更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既给两国带来了一系列新兴的法律、安全、伦理风险挑战，又作为两国之间更广泛的竞争的一部分牵涉到其各自的发展利益。在回国路上接受采访时，特朗普总统特别提及，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讨论了双方共同构建安全护栏（guard rails）的可能性”，他强调了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与变革实力，也指出它的潜在隐患；同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无论是在国际法、国际治理还是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进步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是在其风险治理与防范领域的跨国合作与国际合作，都会对整个世界乃至人类命运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安全护栏”，乃至更高水平的共同治理，可能成为中美的下一个合作焦点吗？如果它能够落实，具体形式又将如何？

本文编译了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围绕这一问题的评论和采访，希望向读者展现出大洋彼岸社会对中美合作共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最新研讨，以及引发读者有关中国如何形塑、建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规则的进一步思考。 

中美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4日至15日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及其团队负责为特朗普此次访华做准备。在访问前，财政部官员已公开表示，两国元首计划讨论人工智能（AI），重点是双方在“安全以及防范非国家行为体威胁”领域的潜在合作。为帮助读者理解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及其对中美未来AI关系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对该中心研究员陈凯尔进行了书面访谈。陈凯尔是研究中国技术发展、产业政策及中美关系的专家。

何瑞恩：当前来看，为什么说美国有必要直接与中国就非国家行为体恶意使用AI所带来的风险进行对话？

陈凯尔：AI模型正变得足够强大，能够制造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如果这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它们可能协助恶意行为体发动网络攻击、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或研发生物武器。美国和中国都可能是此类攻击的目标。两国在防范恐怖组织、犯罪网络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利用AI发动攻击方面，拥有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

作为全球最先进AI系统的开发者，中美两国拥有应对这些风险的得天独厚的地位。这并不需要双方建立广泛信任、战略一致或牺牲国家利益。两国可以在AI领域继续激烈竞争的同时，采取务实措施降低共同风险。

何瑞恩：美中两国可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降低AI风险？

陈凯尔：首先，两国可以制定非约束性的AI指南：两国应该共同制定一套非约束性的AI模型部署前沿安全指南。这些指南可以包括网络、化学和生物领域的防护措施、对高风险用例的共同定义，以及对危险模型行为的基本限制。共同标准有助于防止“安全套利”——即恶意行为体专门寻找两国中限制最松的模型。

其次，实施有限的信息共享：两国应就AI系统被滥用的尝试分享有限信息，包括提示词示例、输出结果、行为模式、疑似目标以及威胁行为体类别。即使是狭窄范围的信息共享，也能帮助政府机构和AI公司识别反复出现的手法、改进检测系统，并针对那些真实世界的威胁构建应对措施。

第三，建立AI应急热线：两国应设立正式和非正式的AI相关事件应急沟通渠道。在发生实时危机或AI辅助攻击时，这些渠道能帮助双方快速分享信息、澄清归因，并降低误判风险。在利益重叠的领域，这些渠道甚至可用于协调应对行动。

何瑞恩：你认为两国领导人讨论AI时，最关心哪些议题或担忧？

陈凯尔：中国可能更希望将自己定位为塑造全球AI治理的领导者，提供涵盖技术标准到遏制风险等各个方面的规范标准；这次会晤也是一次向世界释放信号的机会，表明两国正在AI领域开展合作。对美国而言，这次会晤则是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AI治理中领导地位的机会。作为AI技术领域的领先者，美国应在制定治理该技术的规则、标准和规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确保这些规则反映美国利益、保护国家安全。

军事与AI：中国正密切关注美国军队在近期冲突使用AI的方法，同时也在加速自身AI军事能力的开发。危险在于，双方可能陷入某种程度的AI军备竞赛，双方都迫于压力尽快将AI融入军事行动，而牺牲安全保障和人类监督。目前，双方都不太可能接受限制自身能力或造成战略劣势的约束性限制。但两国仍然可能寻求就AI军事用途建立官方对话渠道，以降低误判、无意升级或失控的风险。

为AI竞争设下底线：美国及其盟友已对中国实施广泛的技术管制，包括对先进AI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美国还试图通过提高制裁风险，阻止第三国依赖中国AI硬件。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两国元首可能试图为美国限制中国AI发展，以及两国在AI领域实施全球扩张的行动设定某种竞争底线——这虽然不会结束AI竞争，但至少可以防止竞争升级为更广泛的遏制行动。

作者：陈凯尔（Kyle Chan），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约翰 ·L·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和中国将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并肩前行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常被描绘成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场竞争。在这一叙事框架下，双方正围绕人工智能主导权展开角逐，而最终胜出者将获得持久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优势。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经常借助这种“竞争”话语，为其当时所推动的各类激励政策或监管豁免寻求支持。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同样接受了这一“竞赛”逻辑，并以此为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7日出台的全面出口管制政策做辩护。沙利文认为，美中科技竞争事关重大，美国必须实施不设前提的出口管制，以“尽可能保持最大的领先优势”，从而遏制中国在基础技术领域的进步。

这一框架的问题在于，它预设美国能够控制，或至少显著左右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然而，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并未真正阻止中国的发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适得其反：它削弱了中国企业对美国产品的依赖，同时激发了中国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技术自立自强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还提前耗尽了美国未来原本可能用来提高北京在台湾等涉及美国安全伙伴问题上采取激进行动成本的政策杠杆。批评者或许会指出，中国原本就一直致力于技术自主创新，其本土创新进程早在美国升级出口管制之前便已启动。对此，我并不否认。但同样明显的是，自2022年10月美国实施出口管制以来，中国技术自立进程的规模与速度，较此前的发展轨迹已显著提升。

因此，美国决策者与其继续执着于“谁领先、谁落后”，以及还能采取什么措施拖慢中国，不如尽快接受一个更现实的判断：未来几年，中美将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并驾齐驱，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取得对另一方的决定性优势。中国拥有庞大的工程师储备，每年培养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数量约为美国的四倍；同时，中国还能集中巨大的国家资源投入人工智能发展。中国显然不会甘于长期充当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二名”。目前，中美顶尖AI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从2024年的9.3%缩小至今年2月的1.7%。这种接近状态很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新常态。可以预见，在智能体AI（agentic AI）和通用人工智能（AGI）方向上，中美领先实验室将长期处于并行推进的格局。

特朗普总统或许具备重新塑造美国对华技术竞争思维的独特条件。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建制派之外的政治人物，他并未被“必须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固定观念深度束缚，也似乎较少受制于“对华软弱”这一政治标签。同时，他还始终关注如何扩大美国产品的出口。

如果中美领导人能够共同采取切实措施，限制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用途，这种合作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反之，若双方始终仅以“竞赛”视角看待人工智能，那么每一项技术进展和政策行动都可能被解读为威胁与挑战，进而加剧彼此的对抗性反应。要避免陷入这种过度简化的零和逻辑，华盛顿和北京都需要超越“AI发展必然是一场你输我赢的竞争”这一观念，转而正视一个更可能持续存在的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将在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并肩前行。

作者：何瑞恩（Ryan Hass），约翰 ·L·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人工智能政策中的盲点

人工智能冷战端倪出现。本周，白宫指责中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工业级”窃取，而中国政府据报道正试图阻止Meta收购Manus，一家由中国人创立、现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但是，更深层次的竞争不在于谁复制谁的模型，而是谁能培养出打造下一代前沿人工智能的人才。在这一维度上，即将举行的峰会几乎无法给美国带来多少缓解。

人们应该清楚，DeepSeek和Manus并非依靠从美国机构挖角或窃取的人才建成。它们的创始人和核心团队完全在中国接受教育和培训。北中国政府阻止Meta收购Manus的决定颇具启示意义，它清楚地揭示了中国最关心的问题：如何把前沿AI人才留在国内。相比之下，白宫仍将重点放在防范模型蒸馏和芯片管制上，但这些只是竞争的表现，而非根本原因。

从美国角度来看，这次峰会的成功与否，应以它是否能促使美国认真反思自身的人才危机来衡量：为什么美国国内培养的技术人才越来越少？为什么美国的人工智能人才管道如此严重依赖移民？以及为什么这条人才管道如今正在枯竭？

作者：马英仪（Yingyi Ma），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非驻地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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