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世界创新大会（WIC）创始人兼秘书长谢云龙在联合国访问。

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全局影响力的双边关系，而经贸合作一直被视为这一关系的“压舱石”。然而，在全球化深度调整与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正逐步成为中美互动的新核心变量。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两国既展开了激烈的战略竞争，也面临广阔的合作空间。今天，我们从战略定位、竞争态势与合作路径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中美科技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走向，探索构建“竞合共生”的新型大国科技关系。

一、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竞争与合作的双重逻辑

从战略博弈的技术化竞争维度看，中美科技竞争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差距问题，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战场。近年来，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工具，系统性地构建对华技术壁垒，强化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等战略部署，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这种竞争不仅是技术与产业的较量，更深层次反映了两国发展模式的碰撞：美国力图通过规则与技术标准维护其全球技术领先地位与规则制定权，而中国则在“卡脖子”技术领域持续攻关，推动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跃迁。正是这种结构性张力，决定了中美科技关系将长期处于高度复杂与动态博弈之中。

从全球性挑战下的理性选择合作维度看，竞争并非中美科技关系的全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本质上不具备国别边界，要求跨国科技协作成为必然。在天文领域，两国科学家共同参与了事件视界望远镜（EHT）项目，联合捕获了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在核聚变领域，中美同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的核心参与者。这些合作案例表明，科技领域的协作不仅符合两国现实利益，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场域。

在全球化深度互联的今天，任何一国都难以独自应对系统性全球风险。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科技创新强国，既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关键科技议题上搭建合作桥梁。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

二、竞争态势的深层解析：从技术到生态的全方位角逐

在技术制高点的争夺方面，半导体、人工智能、6G通信、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中美两国均投入巨大资源。美国通过《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国家量子倡议法案》等立法持续加码研发投入，同时联合盟友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等技术联盟。中国则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创板设立、大基金注资等方式，加快国产替代进程。中芯国际实现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规模化量产，并在先进制程上取得N+3（等效5.5nm）关键突破；华为鸿蒙系统搭载设备数突破6000万台，在中国市场份额达18%——尽管在尖端制程领域仍面临外部封锁的巨大压力，但成熟制程节点的本土化与操作系统生态的初步建立，为产业安全构筑了基础防线。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关键技术自主化方面的战略定力。

这种技术制高点的争夺，已呈现出高强度、长期化、系统化的特征。未来谁能在基础算法、先进制程、操作系统等底层技术上取得关键进展，谁就可能主导下一轮全球技术范式。

在创新生态的结构差异方面，中美科技创新模式的差异同样值得关注。美国以硅谷为代表，形成了“风险投资—初创企业—科技巨头—全球市场”的市场驱动型创新链条，强调资本效率与快速迭代。中国则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在高铁、5G、航天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强调国家战略意志与组织动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模式并非截然对立：中国正不断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与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而美国也通过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家实验室体系等范例展现了国家引导创新的成功路径。这种差异既是竞争的来源，也蕴含着互补的可能。美国在前沿探索与颠覆性创新方面优势明显，而中国在规模化应用与系统工程整合上具有独特能力。若能有效对接，双方有望在更广泛的科技领域形成良性互动。

在人才流动的壁垒与博弈方面，科技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近年来，美国大幅收紧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外国人才的签证政策，限制中国学者参与敏感研究项目。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高端人才引进工程，优化科研环境与激励机制。人才争夺战折射出两国对科技主导权的战略关切。但也应看到，科学无国界，基础研究领域的开放合作仍是全球科技界的共同愿望。如何在国家安全与知识共享之间寻求平衡，是两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实拍图

三、合作机遇的开拓路径：从基础研究到全球治理

在基础研究的协同创新方面，量子计算、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基础前沿领域，中美具备建立联合实验室或合作研究平台的现实基础。例如，中国“九章”量子计算机在光量子计算路线上的领先优势，与美国谷歌“悬铃木”在超导量子路线上的突破，若能实现技术路线互鉴与数据共享，将可能催生出超越单一国家的重大原创成果。基础研究的本质在于探索未知，其成果具有公共品属性。中美若能在这一层面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将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示范。

在产业链的互补与重构方面，中美两国在科技产业链上高度互补。美国在芯片设计、基础软件、高端仪器等领域占据优势，而中国在制造封测、系统集成、规模化应用方面形成规模效应。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特斯拉在华设厂带动了中国锂电产业链升级，而比亚迪等中国企业也在动力电池、整车平台上展现出强劲竞争力。未来，双方可探索“技术换市场”“标准共定”等合作模式，在光伏、储能、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也能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预期。

在全球科技治理的协同参与方面，随着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主权等新兴议题不断涌现，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正处于重塑窗口期。中美作为最大数字经济体和人工智能强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共同推动建立公平、透明、包容的国际规则。例如，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人工智能伦理对话，借鉴双方在自动驾驶、人脸识别等领域的立法实践，形成技术标准与治理准则的互认机制。中美若能在此类议题上达成共识，将极大降低全球技术分裂风险。

在应对共同挑战的联合行动方面，气候变化是中美最具合作潜力的领域之一。中国提出“双碳”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美国也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清洁能源投资。双方可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绿色氢能、先进核能等方向开展联合研发与示范工程。此外，全球大流行病防控、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粮食安全等问题，同样需要中美科技界的协同应对。通过共建全球公共卫生数据平台、联合研发新型疫苗与诊断技术，中美可实现减排目标、经济收益与全球公共福祉的多赢。

四、未来展望：走向“竞合共生”的新型科技关系

中美科技关系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构建一种“竞争有边界、合作有空间”的新型关系格局。

短期策略方面，要聚焦具体领域务实合作，如联合应对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大流行病防控等。通过项目制合作建立互信基础，避免因政治周期波动而中断。

中期目标方面，要建立技术互信机制，推动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的透明化与可预期化。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领域探索双边对话机制，防止科技问题被过度政治化。

长期愿景方面，要推动形成“竞合共生”的科技生态。竞争激励各自创新，合作解决共同难题。使科技创新真正回归其本质——服务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福祉。

中美两国，一个代表全球最大发达经济体，一个代表最大发展中国家。两国的科技关系，不仅关乎双边利益，更深刻影响全球科技演进的走向与节奏。唯有在竞争中保持理性，在合作中坚守底线，才能真正引领全球科技文明迈向更加开放、包容、公正的新阶段。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中美若能以此为共识，将竞争约束在良性轨道，将合作拓展至关键领域，则全球科技创新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谢云龙，世界创新大会创始人兼秘书长，全球创新战略资深研究学者。）

文章来源：世界创新大会组委会秘书处，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