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实录：

中国2025年进出口贸易顺差突破12000亿美元，这一消息震动了全球金融界与经济界。

这一数据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在于近一百年来，全球所有经贸发展态势较好的发达国家，历史最高出口顺差纪录仅约7000亿美元——美国历史最高顺差为7000亿美元，日本历史最高顺差同样为7000亿美元。

而中国过去三四十年间，最高纪录在6000-7000亿美元之间。

因此，一般认为7000亿美元是一国对全球出口顺差的较高历史纪录，而我国去年全年顺差达到超过7000亿美元的12000亿美元，确实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年一季度，即1-3月，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每月大体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以此推算，一季度顺差约为2500亿美元，全年顺差大概率将再次达到12000亿美元的规模。

由此出发，我将展开两项冷思考：

第一，为何在中国出口顺差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增长？

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对华加征关税、限制中国产品出口，推行“小院高墙”策略、实施多方面打压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创下这一纪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背后成因。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果并非中国政府主动追求扩大出口、扩大顺差的政策导向所致。

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始终着力扩大进口，通过举办进博会、降低进口关税等举措，推动国际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我国推行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顺差大幅增长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近十年来，《中国制造2025》战略取得了五项历史性重大成就：

第一，去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30%，全球就此形成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格局：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总规模的三分之一；美国、欧洲26国加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三十余个经济强国的制造业总规模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其余150余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总规模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制造业格局中“三个三分之一”的重要一极，自三百年来工业化文明发展以来，仅三个国家曾经达到这一格局位置，其中英国曾保持这一格局地位长达一百年。

第二，美国也曾一度将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提升至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格局维持了八十年。当前中国也达到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占比水平，至于这一地位能够维持三十年、五十年还是八十年、一百年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由此开启。

第三个方面，若仅仅是制造业规模大，而质量水平不高，仅处于跟跑地位，依赖引进、消化吸收，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大规模产品，那么这种规模扩张的意义是有限的。

但《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全球制造业最重要的十大门类实现升级发展，这十大门类的总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50%以上，各国制造业的竞争，核心就是这十大领域的竞争。

2010年时，我国在这十大门类均处于相对落后的跟跑位置，发展模式以引进、消化吸收、合作为主。

经过十年来《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目前已有五大领域实现全面领跑，另有五大门类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

实现全面领跑、位居全球前列的五大领域包括船舶制造、铁路高铁地铁轨道交通制造、发电装备、电力传输输变电装备、汽车制造以及新能源制造。

另有五个领域，包括新材料、新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数字化电子化，当前已经从原来的全面跟跑进入并跑阶段。

这一格局的形成，推动中国制造实现了当前中国拥有全世界制造业全部41个大类、200多个中类、600多个小类，实现了产业门类的全方位覆盖。

因此联合国明确认定中国为全球唯一实现制造业全门类覆盖的国家。

第四项成就，是产业链结构的根本性转型。2010年以前，中国制造中50%以上为加工贸易：即便加工产品为笔记本电脑、手机、空调等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相对高端品类，但其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关键材料均从境外采购，国内仅承担组装环节——例如以800亿美元进口原材料及零部件，组装完成后以1000亿美元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本质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

若仅门类覆盖范围较广，但产业仍以此类模式为主，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偏低。

近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转变即扭转了2010年以前加工贸易占制造品出口50%以上的格局，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中，80%由国内产业链集群自主生产完成。

基于这一变化，工信部、科技部在2018年出台了“中国制造”的国家标准：若产品80%的零部件、原材料及附加值在中国境内产生，无论生产主体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可定义为中国制造。

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生产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革。

第五项特征，是开放格局下外资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更大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外资流入中国的总规模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翻倍增长。

即便在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推行“小院高墙”政策、鼓动撤资封锁的背景下，外资对华工商领域投资仍保持增长态势。

需要明确的是，近七八年来，两类外资对华投资确实出现了普遍下降：第一类是劳动密集型加工领域投资，第二类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并非中国不欢迎相关投资，而是因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国内企业对相关领域的投资也已大幅缩减；劳动密集型加工投资下降则属于结构性转移，相关产业已逐步向东南亚、印度等地区转移。

此外，近五年来受房地产行业结构性调整影响，国内民营企业对房地产新项目的投资已大幅缩减，对应房地产领域的外资投资几乎降至零。

过去一二十年间，上述三类外资占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的40%至50%，即便该部分投资出现缩减，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并未减半。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中国年均引进外资约为600亿美元，而近十年来中国年均引进外资规模稳定在1200亿美元，即在房地产、加工贸易、基础设施三类外资大幅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仍实现了翻倍，这意味着外资对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实现了倍增，相关数据可公开查询，此处不再赘述。

可以得出结论：当前外资在华工业投资带动约7%的城镇就业，规模约为3000万人——中国城镇就业总规模约为4亿人，对应占比为7%；在税收层面，外资贡献了全国总税收的15%，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50%，其中外资贡献了15个百分点；在出口层面，去年中国出口总规模为3万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贡献了1万亿美元，占比达三分之一，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中，外资占比达到50%。

例如智能手机年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在郑州、深圳生产的苹果手机全部用于出口，即为典型案例。

综上，过去十余年中国制造业共取得五方面重要进展，每一方面都支撑了中国出口顺差的增长。

当中国制造业规模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出口规模自然会相应增长。

其次，在这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品中，产业档次已实现提升，目前五个领域处于全球领跑地位，五个领域处于并跑地位。

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中90%为机电与电子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去年我国出口总额达3万亿美元，其中90%为高附加值产品，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为芯片，全年出口额达1600多亿美元，在我国十余种至二三十种主要出口品类中位居第一；船舶出口以3000多万吨位居第二；汽车出口量达800万辆，单车出口额不到2万美元，累计出口额约一千几百亿美元，此外还有光伏产品等其他出口品类。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出口产品中90%为机电类产品，已不再以轻工、纺织类加工贸易产品为主，在此背景下我国出口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

第三，从贸易顺差结构来看，以往出口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产品，需要进口800亿美元的零部件与原材料完成组装，仅产生200亿美元附加值，对应顺差也为200亿美元；当前出口1000亿美元产品，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零部件、原材料均由我国国内自主生产供应，因此对应顺差规模较以往提升了四至五倍，这是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变化。

此外，我国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中，高档品有50%经由外资企业完成出口，外资企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合以上五个维度分析，当前我国实现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具有必然性，并非政府通过刻意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出台各类优惠与鼓励政策主动推动形成，而是我国制造业逐步发展壮大、产业竞争力自然提升所产生的结果，这是第一点冷思考。

第二点思考，从长期来看，当前12000亿美元的出口顺差是否具备合理性，是否需要维持该规模。

经济学基本规律显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不利于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具备合理性，但长期维持超大规模顺差则存在不合理性，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

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至3%区间时，该规模具备合理性与可持续性，既符合国家兴旺发展的趋势，也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

我国当前GDP规模为140万亿人民币，按此计算，2%对应2.8万亿人民币，3%对应4.2万亿人民币，折算为美元约为4000亿至7000亿美元，这一区间是贸易顺差的合理规模，而当前我国顺差规模达12000亿美元，已超出合理区间。

从经济学逻辑来看，压缩过大的出口顺差主要可采取以下路径：

一是推动人民币适度升值。我国不支持人民币在短期，例如一个月或一年内出现30%、50%甚至100%的大幅升值。上世纪9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240日元，在美国逼迫下，日元在一年内大幅升值，最终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最高甚至升至1美元兑换90日元，这种剧烈的升值方式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达二十年的停滞，我国显然不会采取这类做法。

我们所提出的人民币适度升值，指的是每年逐步升值一至两角人民币，经过五至六年累计升值一元人民币，循序渐进调整，十年累计升值幅度约为15%至20%，这一调整节奏具备合理性。

人民币升值后，人民币购买力提升，进口外国商品成本降低，有利于扩大进口；同时出口商品成本会因升值上升约十几个百分点，进而会对出口规模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从而压缩顺差。

此外，人民币适度升值还有助于实现我国既定的人均GDP发展战略目标：我国规划2035年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较2025年约13000美元的水平实现翻番，这一目标已纳入“十五五”规划。

但仅依靠经济增长，若我国每年经济增速为5%，十年无法实现翻番，只有年均增速达到7%才能完成翻番，若仅依靠增长仅能实现70%至80%的涨幅。

为什么我国“十五五”规划能够确定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达到”十五五”设定的目标？

核心原因是规划已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此十年间会累计升值15%至20%，即便实际经济增长仅带动GDP提升70%至80%，经汇率升值调整后，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即可实现翻番，推动我国提前达到以美元计价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这是汇率调整的另一层意义。

目前人民币已经出现适度升值，近几个月汇率已从1美元兑7.3人民币升值至1美元兑6.8人民币，后续仍存在适度升值的空间。

当然，我国不会将人民币升值至1美元兑换5元或4元人民币的水平，至2035年最多升值至1美元兑换6元人民币，这此为一个相关概念。

第二，需对出口顺差设置合理约束，具体而言，应下调当前作为出口隐性补贴的出口退税率。目前我国每年对多类重要产品实施出口退税，对应13%的增值税档，不同产品退税率分别为5%、9%、7%不等，年度出口退税总规模达三万多亿元，可有针对性地调减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

例如针对铝加工产品、光伏产品等，国家自今年一季度以来已出台相关政策，宣布下调该类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下调出口退税率相当于削减出口补贴，由此节省下来的退税资金规模可达到一万亿至三万亿，可用于补助国内居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充足的资金为相关惠民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上为第二项举措。

第三，进一步下调进口关税。当前WTO成员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约为5%，若为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成员国间进口关税逐步趋近于零。

我国支持包括RCEP、CPTPP在内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合作，始终践行WTO框架下的低关税原则，我国进口关税水平已从1990年、2000年的水平逐步降至当前的7%，后续仍可进一步下调2至3个百分点，逐步达到全球平均关税水平，下调进口关税可有效拉动进口增长。

过往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加征关税，我国在贸易摩擦中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秉持寸步不让的原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是应对贸易摩擦的合理立场；而从我国对全球贸易合作的整体姿态出发，适度下调进口关税，可有效平衡过大的贸易顺差。

第四，需缓解出口企业内部的过度内卷问题，对于出口企业中“5+2”“白+黑”“996”这类过度加班的内卷化经营模式，应当通过完善劳动纪律、劳动制度与薪酬体系进行规范调节，适度压缩不合理加班，稳步提升劳动者收入。该举措同样有助于平衡过大的出口顺差。

最后，可优化休假制度安排。我国当前一年共有55个周日，合计110个休息日，加上十多天的带薪休假，年度休假总天数约为120余天；而欧美等世界其他国家年度休假总天数可达150天左右，因此我国可适度增加带薪休假天数，例如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元旦各增加1至2天假期，在春节增加2至3天假期，总共可增加5至10天休假。优化休假安排能够扩大国内居民消费，进而推动出口顺差逐步回落。

上述五项举措落地后，出口顺差的下降并不代表我国产业竞争力弱化，而是将中国制造的优势产能转化为居民共同富裕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提升我国GDP的含金量，在此层面我国具备充足的调整空间。

中国制造2025已取得五项重大成就，为我国未来十至二十年将相关发展成果与产业能力转化为居民福利、经济发展实力，构建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有序合作格局，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开端。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New economist，版权属于原作者，本公众号仅用于公益宣传，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及来源，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