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章” 光量子干涉实物装置。图源：新华社

当前，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交织，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全球治理的难点、人类发展的支点。全球创新竞争并非简单的双边博弈，而是围绕技术体系、产业生态、规则标准和治理能力展开的综合竞争。全球创新竞争的本质，并非阻断他国发展，而是谁能够构建更具吸引力、更高效率、更开放包容的创新体系。如何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构建“竞合共生”的新型科技关系，不仅关乎各国利益，更影响全球科技演进的走向与全球创新治理的格局。

从全球创新格局来看，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技术领域，而是在三个层面同时展开：一是基础研究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竞争，这是创新竞争力的源头；二是产业生态和供应链组织能力的竞争，这是将创新转化为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关键；三是国际规则和治理标准的竞争，这决定了创新活动的制度环境和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向。三者相互关联、共同作用，构成了全球创新竞争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中美科技关系无疑具有重要影响，但全球创新竞争已进入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综合博弈的新阶段。

一、战略定位：竞争与合作的双重逻辑

新时代全球创新竞争的本质，已经从单一技术竞争转向创新体系竞争。中美科技关系已成为全球创新秩序调整的重要变量。近年来，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工具，加强关键技术布局、产业政策支持以及出口管制体系建设，试图维持其全球创新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部署，加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这种竞争，本质体现了两种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美国依托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产业生态和规则影响力维持全球创新影响力；中国则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能力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跃迁。

但竞争并非全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国别边界，要求跨国科技协作成为必然。在天文领域，多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事件视界望远镜（EHT）项目，联合捕获了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在核聚变领域，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汇聚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科研力量。这些案例表明，科技领域的协作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科技创新强国，既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关键科技议题上搭建合作桥梁。与此同时，全球创新竞争的参与主体已从单一国家拓展至多国协同、区域合作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层格局。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各国面临共同的创新需求；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流动、太空探索等领域，全球创新规则体系正在形成。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独立应对这些挑战，国际科技合作正在从“可选动作”转变为“必然选择”。

二、竞争态势：创新体系的结构差异与互补可能

在半导体、人工智能、6G通信、量子计算等核心领域，各国均投入巨大资源。美国通过《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国家量子倡议法案》等持续加码，同时联合盟友构建技术联盟。中国则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本市场支持和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关键领域创新能力提升。未来，谁能在基础算法、先进制程、操作系统等底层技术上取得关键进展，谁就可能在下一轮全球技术范式竞争中占据重要位置。

创新生态的结构差异同样显著。以硅谷为代表的市场驱动型创新链条，强调资本效率与快速迭代；以新型举国体制为代表的战略驱动型创新模式，强调国家战略意志与组织动员能力。两种模式并非截然对立：各方均在持续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与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也在探索国家引导创新的成功路径。这种差异既是竞争的来源，也蕴含着互补的可能——不同创新体系在前沿探索、颠覆性创新、规模化应用与系统工程整合方面各具优势。

人才流动的壁垒与博弈深刻影响竞争格局。科技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部分国家收紧敏感领域人才政策的同时，其他国家持续推进高端人才引进工程，优化科研环境与激励机制。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竞争，折射出各国对科技主导权的战略关切。基础研究领域的开放合作仍是全球科技界的共同愿望，如何在国家利益与知识共享之间寻求平衡，是全球创新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

三、合作机遇：从知识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

未来全球科技合作可以在三个递进层面展开。

第一层：知识共同体合作——基础研究与前沿科学的开放共享。在量子计算、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基础前沿领域，各国具备建立联合研究平台的现实基础。不同国家在不同技术路线上各有突破，若能实现技术路线互鉴与数据共享，可能催生超越单一国家的重大原创成果。基础研究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各国在科研基础设施共享和基础数据开放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若能在这一层面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将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示范。

第二层：产业生态合作——供应链韧性与技术转化。不同国家在芯片设计、基础软件、高端仪器、制造封测、系统集成、规模化应用等领域各具优势。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跨国合作带动了全球产业链升级，各方在动力电池、整车平台上展现出互补能力。未来，可在光伏、储能、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探索多样化合作模式，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第三层：全球治理合作——规则标准与制度协调。随着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主权等新兴议题不断涌现，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正处于重塑窗口期。主要经济体有责任共同推动建立公平、透明、包容的国际规则。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推动人工智能伦理对话，借鉴各方在相关领域的立法实践，形成技术标准与治理准则的互认机制，将极大降低全球技术分裂风险。应对共同挑战的联合行动也是合作的重要抓手，气候变化、全球大流行病防控、粮食安全等问题同样需要国际科技界的协同应对。

图为：高密度印刷电路板（PCB）集成电路元器件特写。图源：中国日报

四、走向“竞合共生”的新型科技关系

全球科技关系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构建“竞争有边界、合作有空间”的新格局。面向未来，全球创新体系不应走向封闭分裂，而应在开放竞争基础上形成更加包容、协调和韧性的创新生态。“竞合共生”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科技关系的可行方向，也是未来全球创新治理的重要范式。在高度关联的全球创新网络中，竞争与合作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同构成创新演进的双重动力。全球创新体系的未来，不应走向技术封闭和生态割裂，而应在竞争中保持开放，在合作中促进进步，在差异中实现互补。

短期，聚焦具体领域务实合作，如联合应对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大流行病防控等。通过项目制合作建立互信基础，避免因政治周期波动而中断。

中期，建立技术互信机制，推动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的透明化与可预期化。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领域探索双边与多边对话机制，防止科技问题被过度政治化。

长期，推动形成“竞合共生”的科技生态。竞争激励各自创新，合作解决共同难题，使科技创新真正回归其本质——服务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福祉。

中国创新发展的目标，不是简单替代某一国家成为新的技术中心，而是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承担更加积极的责任。从技术参与者到创新贡献者，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建设者，中国需要以自身创新实践推动全球创新体系更加开放、公平和包容。

未来全球创新竞争的最高目标，不是形成单一技术霸权，而是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拓展人类知识边界、产业边界和文明边界。全球创新治理的未来，取决于主要经济体能否在竞争与合作的张力中找到平衡。坚持开放合作、尊重创新规律、秉持共同发展理念，全球科技创新才能持续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竞合共生”不是谁压倒谁，而是在各自奔跑中为人类文明开辟更多可能性。这既是科技大国的责任，也是构建全球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造福人类的时代期待。

作者：谢云龙，哲学博士，全球创新战略资深学者，世界创新大会（WIC）创始人、秘书长。本文摘选自世界创新大会创立十周年系列丛书——《创新逻辑：全球创新治理与中国方案》——世界创新大会十年理论探索与实践。本书即将出版发行。

文章来源：谢云龙，世界创新大会公众号，版权属于原作者，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