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6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演讲。图源：欧盟委员会

2026年9月16日，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全会大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狄更斯的名句开场：“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台下坐着专程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多位特邀嘉宾。随后，她用38分钟完成了一场内容广泛、层次清晰的政策宣示。

冯德莱恩是欧盟历史上首位女性欧委会主席，并于2024年成功连任。她的年度盟情咨文相当于布鲁塞尔的“国情咨文”，欧盟未来一年的立法议程、预算方向和重点政策，几乎都浓缩在这篇讲话里。整篇演讲的逻辑主线清晰：正视脆弱、增强自主、凝聚共识。围绕“独立欧洲”这一总纲，她系统提出了单一市场改革、能源与算力建设、产业竞争力提升以及数字治理等一系列政策主张。

本文主要从技术能力、规则执行和创新合作三个维度观察欧洲战略自主，不对盟情咨文涉及的其他政策领域作全面讨论。这份文本值得从全球创新战略与治理的视角细读，原因不在于它说了什么新东西，而在于它呈现了一个结构性张力：一个致力于增强战略自主的欧洲，在推进自主能力建设的同时，仍与美国技术生态保持深度连接；一个在全球率先建立综合性AI立法框架的联盟，在“给前沿AI设定节奏”这一新议题上的治理工具箱，主要依赖协商与自愿协调；一个以规则力量见长的经济体，正在重新界定贸易、产业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

理解这一张力，需要区分“战略自主”的三个层次：能力自主（是否拥有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规则自主（能否自主制定并有效执行治理标准）、合作自主（能否建立多元、开放和稳定的创新合作网络）。冯德莱恩的演讲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提出了目标，但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恰恰构成了欧洲战略自主的深层命题。

一、能力自主：AI应用优势与底层技术约束

冯德莱恩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值得逐句细读。她说：“我们不必非得是前沿技术的开发者，才能成为最大价值的获得者。”她以印刷术作比：德国人发明，西欧人用它改变了世界。

这是欧洲对自身AI战略最坦率的一次定位。欧洲并不试图在所有基础模型赛道上与美国和中国全面竞争，而是希望依托工业基础、专业数据和应用场景，更充分地获得人工智能产业化带来的价值。这一选择有其现实逻辑：欧洲拥有世界级的工业基础和高质量数据，将这些数据转化为产业AI模型，确实是欧洲相对中美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冯德莱恩宣布聚焦医疗、交通、农业食品、先进制造和航天等高价值领域，并将在11月宣布“改变格局的举措”。

但这一战略定位同时显示出一个根本性的约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茜的分析指出，欧盟在核心AI技术、基础算法、算力平台、芯片设计、模型训练规模等方面整体仍落后于美国和中国。根据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4年世界发布的标志性人工智能模型数量，美国以40个领先全球，中国以15个紧随其后，欧盟仅有3个且全部在法国。这种技术实力差距不仅影响其在技术标准细节上的主导能力，也意味着欧洲“价值获取”的空间，会受到先进芯片、基础模型和技术平台持续可获得性的显著影响。

冯德莱恩在演讲中承认：“我们需要留在这场竞赛之中，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独立。”但她提出的路径是“大幅提升算力”和“开发新方式运用公共和私人资金投资最有前途的欧洲初创企业”。与此同时，欧盟于2026年6月签署美国推动的“硅和平”倡议，成为该倡议的签署方之一。部分欧洲媒体援引谈判信息指出，这一安排可能扩大欧洲对美国先进芯片和技术生态的依赖，并在法国等成员国内部引发有关技术主权的争论。

这是“能力自主”的第一个张力：欧洲进入前沿AI竞赛的现实路径，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部芯片、模型和技术生态，自主能力建设与外部技术依赖之间存在明显张力。

二、规则自主：《人工智能法》与执行能力

冯德莱恩在演讲中呼应了阿莫代伊的“减速”主张。她说：“自我改进型模型的危险正变得越来越明显。AI智能体逃逸出运行环境、植入恶意代码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HuggingFace事件之后，开发者们敲响了警钟。最先进企业的CEO们也告诉我们：是时候放慢自我递归式模型的脚步，给前沿发展设定节奏了。”

随后她表示将“邀请主要的前沿实验室共商，探讨我们如何支持业界正在进行的‘给前沿设定节奏’的努力”。她还提到将与加拿大、英国等伙伴在模型评估、验证、预警、AI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这一表态呈现出一种治理节奏上的不对称。欧洲率先建立了综合性AI立法框架，但这部法律的执行时间表正在持续调整。欧盟于2026年对《人工智能法》部分实施时间表作出调整：独立高风险AI系统的有关义务延至2027年12月2日，产品内嵌高风险AI系统的有关义务延至2028年8月2日。官方理由是配套标准制定、监管机构建设及企业合规准备需要更多时间。

与此同时，欧盟并非完全没有执行能力。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依据《人工智能法》推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监督与信息收集工作，表明相关执行机制正在逐步启动。但在面向前沿模型的独立评估、持续监测和跨境验证能力方面，欧盟仍处于建设和整合阶段，尚未完全匹配其规则制定雄心。

这是“规则自主”的第二个张力：欧洲率先建立了综合性AI立法框架，但在这部法律的核心条款全面生效之前，其在“给前沿AI设定节奏”这一新议题上提出的直接措施，主要表现为与头部实验室协商并支持企业正在进行的自愿协调。这与欧洲既有的强监管传统形成了一定反差。

三、合作自主：产业与贸易政策工具及供应链韧性

冯德莱恩在演讲中对中欧贸易的表述，是整篇咨文中分量最重的经济政策部分。她说：“我们对华贸易逆差已达每天10亿欧元，已经到达临界点。有人说‘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逼近，但其实它已经到来。”她随即表示：“我们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言辞固然好，行动更重要。”

这段表述隐含了几个需要审慎分析的判断。

第一，“每天10亿欧元”反映的是货物贸易口径，并不能完整呈现中欧经贸关系。这一数字源自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598亿欧元。但它未计入欧盟对华服务贸易、双向投资和跨国企业在华收益。中欧贸易中还包含大量中间品流动，欧洲企业也通过跨国生产网络参与价值创造。货物逆差只是衡量中欧经济关系的一个维度，不能独立承担对欧洲产业困境的全部解释。

第二，“第二次中国冲击”并非一个中性的统计概念，而是一种带有明显政策含义的解释框架。它反映了欧洲对中国绿色制造能力快速提升的担忧，但并不能完整解释欧洲制造业面临的能源成本、内部市场碎片化、投资不足和创新转化效率等结构性问题。

第三，产业与贸易政策工具也存在成本与边界。欧盟的产业与贸易政策工具包括反补贴调查、关税、碳边境调节机制、关键原材料政策和公共采购措施。这些工具具有内在局限性：关税不能消除市场需求，可能将成本转嫁给欧洲消费者和下游产业；过快推动供应链调整可能推高欧洲电池和光伏生产商的投入成本，延缓净零目标；相关措施还需要符合WTO规则，并评估可能引发的贸易反制及其对欧洲下游产业的影响。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表示，如果中欧磋商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欧盟可能更积极地使用现有贸易防御和经济安全工具。

冯德莱恩在同一篇演讲中宣布将成立“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以帮助欧盟采购和储备电动汽车、芯片、电池及其他战略性产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她承认欧盟在多种关键原材料上对中国的依赖超过80%，某些稀土高达90%。但演讲并未给出完整、可操作的短期替代方案。中国的加工优势建立在数十年技术积累和产业集群之上，供应链重构需要大规模资本和漫长周期。因此，“动用一切工具”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供应链调整，取决于替代来源、产业投资、技术能力及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协调，而不能仅依靠限制性措施。

这是“合作自主”的第三个张力：欧洲在贸易领域寻求更大的自主空间，但供应链韧性的建设需要多元、稳定且具有可管理性的国际合作关系，而非单方面的限制性措施。

四、“向加拿大开门”：创新伙伴关系的制度扩展

演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是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她提议将欧盟与加拿大的关系从《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升级为“未来联盟”，进一步拓展智能制造、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供应链韧性等领域的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准成员国”目前并非欧盟条约体系中已经存在的正式法律身份。冯德莱恩提出的更像是一项制度创新倡议，其具体权利义务、决策程序及与正式成员资格的关系，仍有待欧盟成员国与加拿大进一步协商。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强调，加拿大寻求的是一种“独特联盟”，而非正式加入欧盟。

这一提议反映出欧盟正在尝试通过制度创新扩大技术、产业和资源合作网络。在CETA框架下，欧盟与加拿大的货物贸易在不到十年间增长了75%，双方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具有互补优势。将这一关系升级为更制度化的伙伴安排，有助于双方在科研、产业和技术标准方面形成更紧密的协同。

但伙伴网络的扩大并不能替代自主能力建设。欧洲能否实现战略自主，最终仍取决于自身是否具备关键技术、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和规则执行能力。创新伙伴关系的制度扩展，是战略自主的外部支撑，而非替代方案。

五、中欧关系：从产业竞争走向共同治理

在这篇盟情咨文中，中国主要以贸易失衡来源、产业竞争者和关键原材料供应方三种角色出现。这样的角色设定强化了欧盟对华经济政策的风险防范取向，也相对压缩了对合作维度的讨论。

中欧之间既存在产业竞争，也具有广泛的创新合作基础。双方在人工智能安全、绿色技术、关键原材料循环利用、气候适应、数字治理和标准互认等领域拥有现实合作空间。欧盟的“气候韧性框架”“欧洲热浪应对计划”“欧洲水资源倡议”都需要技术和产业合作。中欧在绿色转型领域的相互依赖并非零和博弈。

如何在竞争中保持合作渠道，在风险治理中避免割裂创新网络，是中欧共同面对的治理课题。中欧在支持技术治理的多元参与这一点上存在共同利益。如果双方能够围绕前沿AI安全治理的多元参与形成更多共识，就可能共同推动更加开放、包容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规则制定机制。

图源：网络资料图片。

结语：战略自主的能力基础与开放边界

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是一份精心构造的政策文本。它正视脆弱，强调自主，凝聚共识。但它呈现的核心张力在于：一个致力于增强战略自主的欧洲，在推进自主能力建设的同时，仍与美国技术生态保持深度连接；一个呼吁“给AI设定节奏”的领导人，其在这一新议题上的治理工具箱主要依赖协商与自愿协调；一个以规则力量见长的经济体，正在重新界定贸易、产业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

从全球创新治理的视角看，欧洲的战略自主能否从政策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能力，取决于三个问题的答案：欧洲能否在前沿模型和算力上建立更加多元和具有韧性的技术基础？欧洲能否将《人工智能法》的立法先发优势转化为对前沿模型的有效治理能力？欧洲能否在产业竞争中保持合作渠道，为共同治理保留空间？

欧洲的战略自主如果过度依赖外部技术体系和特定伙伴网络，其自主空间就可能受到新的约束；中欧关系如果只强调风险防范，也可能削弱双方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合作能力。

战略自主的真正考验，不在于扩大或缩小某一特定伙伴网络，而在于能否在自主能力、多元伙伴和开放规则之间形成动态平衡；不在于减少外部联系，而在于能否在复杂的国际创新网络中保持稳定、可持续和可管理的合作空间。

狄更斯的句子被引用得太频繁，以至于失去了锋芒。但在这个九月，在斯特拉斯堡，它确实捕捉到了某种真实：欧洲正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自身能力、规则与合作方式的转折点上。

主要参考资料：2026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欧盟委员会及欧盟统计局中欧贸易数据；美国国务院“硅和平”倡议相关文件；欧盟《人工智能法》实施时间表（2026年调整方案）；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关于欧盟AI治理能力的评估；路透社、美联社、欧洲新闻台等国际媒体相关报道；中外智库和学者分析。

作者谢云龙，系全球创新战略与治理学者，世界创新大会（WIC）创始人、秘书长。主要开展中国与全球创新战略、创新政策、创新治理及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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