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如何让创新创造的价值更加充分地转化为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世界创新大会创始人、秘书长谢云龙从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出发，提出“创新价值传导机制”，并从创新、生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经济形成新的内生增长动力需要打通的关键一环。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动力转换和增长模式深刻调整的重要阶段。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有效需求仍显不足，部分行业竞争加剧，民间投资活力和市场预期仍有待改善，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在上升。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商业航天等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成长，中国经济正在传统增长动力调整与新增长动能培育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投资、促进消费、发展新质生产力、改善市场预期，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从更长的发展周期观察，当前中国经济还需要回答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在继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如何使创新创造的价值更加充分地转化为企业收益、就业机会、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并由此形成创新、生产、收入与需求之间更加协调和可持续的经济循环。

过去几十年，中国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组织、工程技术、供应链和规模化生产等方面形成了显著优势。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之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无人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又形成了一批新的产业竞争力。这些能力构成了中国经济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不仅取决于能够创造多少新技术、形成多少生产能力，还取决于这些技术和生产能力创造的价值能否有效进入企业利润、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并进一步形成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市场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下一阶段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已经不仅是如何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而是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创新价值传导机制，使创新创造的价值更加充分地进入就业、进入收入、进入消费，并最终重新转化为企业投资和新一轮创新。

一、从创新能力走向创新价值的充分实现

中国仍然需要创新，而且需要更高水平、更具原创性的创新。基础研究需要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仍需突破，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全球竞争仍在加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技创新仍然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但今天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在创新投入持续增加、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如何使创新形成更加广泛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较多从研发投入、专利数量、技术突破、新产品、新产业以及高技术企业成长等维度衡量创新。这些指标非常重要，但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完整过程来看，技术创新只是价值创造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技术突破需要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需要形成产业，产业发展需要创造企业收益和就业机会，企业收益、劳动报酬和经营收入又需要进一步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而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反过来为企业投资、产业升级和下一轮技术创新提供空间。

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创新价值传导机制”——技术创新只有经过生产率提升、产业发展、企业收益、就业与创业、居民收入、消费需求等环节的连续传导，并最终反哺企业再投资和下一轮创新，才能真正形成完整的经济价值循环。

在这一循环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长期阻滞，都可能影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如果技术进步不断加快，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生产能力不断增强，而企业盈利能力、就业质量、劳动者收入和居民消费能力没有同步改善，那么创新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与社会有效需求之间就可能出现结构性不平衡。

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仅要看它能够创造多少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世界级企业，还应当进一步观察这些创新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否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能否增加劳动者和经营者收入，能否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并最终转化为多数人的生活改善。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下一阶段需要进一步完成一个重要转变：不仅要不断增强创新能力，还要提高实现创新价值、传导创新价值和分享创新价值的能力。

科技创新只有转化为产业发展、企业收益、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才能形成完整的经济价值循环。图为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加快产业化应用。

二、重新认识中国经济的低成本优势

低成本、高效率和规模化生产，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优势。中国能够以较高效率建设基础设施，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成本生产大量工业产品，并形成高效的物流、电商、即时配送和现代供应链体系。这些能力是长期产业积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充分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低成本理解为低收入。技术进步可以降低成本，规模经济可以降低成本，产业集群、供应链协同和数字化管理同样可以降低成本。如果成本下降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那么这种低成本不仅不会削弱居民收入，反而能够通过增强企业竞争力、扩大市场和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为提高居民收入提供基础。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种低成本。

如果部分行业长期主要依靠压缩劳动报酬、降低小微经营者收益、压缩供应商利润或者通过持续的低价竞争维持成本优势，那么微观层面的低成本就可能逐渐转化为宏观层面的收入约束。

因此，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低成本：一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产业协同和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效率型低成本；另一种则是主要依赖压缩劳动报酬、企业利润和经营者收益形成的收入压缩型低成本。前一种低成本是中国经济应当继续巩固的竞争优势，后一种低成本如果长期持续，则可能削弱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市场需求。

低成本并不天然意味着低收入，但当低成本主要来自收入压缩时，低成本的另一面就可能是低收入。

这一问题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平台经济以及部分竞争高度激烈的行业尤其值得关注。这里所讨论的是低成本的形成机制，而非对特定行业作整体判断。不同企业的成本结构、效率来源和收入传导方式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从单个消费者的角度看，更低的配送费用、更低的出行价格、更低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意味着消费者福利提高。但从整个国民经济循环来看，一个经济主体的成本往往同时构成另一个经济主体的收入。企业支付的工资是企业成本，却是劳动者的收入；消费者支付的服务费用是家庭支出，却可能构成服务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企业之间的采购价格既影响采购方成本，也直接影响供应商的经营收益。

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不能只从降低成本的角度理解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成本下降究竟来自生产率提升，还是来自收入和合理利润空间的持续压缩。如果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只能依靠降低价格、延长劳动时间和压缩利润维持竞争，那么局部市场中的价格优势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收入约束和需求约束。

中国下一阶段需要追求的，不应只是更低的成本，而应当是建立在更高生产率基础上的更高收入、更高效率和更强竞争力。

三、扩大消费的基础是提高居民收入能力

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方向。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传统投资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一个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和市场的经济体，能否形成更加稳定和持续的国内需求，将越来越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和长期空间。

但是，消费不能脱离收入单独讨论。从长期看，一个家庭能够形成多大的消费能力，首先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而一个家庭愿意形成多大的现实消费，又与就业稳定性、未来收入预期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支出预期密切相关。因此，居民消费既是收入问题，也是预期问题。

2026年上半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实际增长2.7%。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7.9%。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就业和劳动报酬仍然是居民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也是形成持续消费能力最重要的基础。

扩大消费当然需要改善消费环境、发展服务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场景，也可以在特定时期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释放部分需求。但是，从中长期看，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消费增长，仍然有赖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对未来预期的改善。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收入增长的结构。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收入改善通常能够更加直接地转化为生活消费和服务需求。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不仅具有改善民生的意义，也有助于扩大整个经济体系的有效需求。

这意味着，扩大内需不能主要理解为鼓励居民增加支出，而应当更加重视提高居民持续获得收入和形成消费的能力。消费既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动力，也是就业、收入和预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稳定就业和持续收入增长，就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消费扩张；没有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和稳定的未来预期，即使收入提高，家庭也可能更多增加储蓄而不是消费。

因此，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中国经济需要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消费端本身，还需要向前追溯到就业、收入分配、企业经营和创新价值传导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居民收入既连接生产与消费，也连接创新成果与现实生活。稳定就业、持续收入增长和良好预期，是形成长期有效需求的重要基础。

四、创新生态和民营经济决定价值能否广泛进入就业与收入

如果创新最终需要转化为就业和居民收入，那么仅仅拥有先进技术和大型企业是不够的，还需要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产生新企业、新职业、新市场和新收入来源的创新生态。

过去多年，中国已经建立起规模较大的科技创新支持体系。科研经费、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园区、实验室、重大科技项目以及各种创新平台，为中国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投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创新能力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投入多少资金、建设多少实验室或者规划多少产业。

创新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技术是否能够最终成熟，市场是否接受新的产品，商业模式能否成立，相关配套技术能否及时出现，在创新真正发生之前往往无法被完全预测。正因为创新具有这种不可预测性，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创新体系就不能只依靠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还需要大量企业、创业者、科研人员和投资者从不同方向进行分散探索，需要市场竞争不断发现新的机会，也需要制度为不同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留下足够的试错空间。

一个年轻人是否愿意创业，一家小企业是否有机会挑战既有企业，一项尚不成熟的新技术能否获得进入市场的机会，一个创业失败者能否重新开始，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和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能否公平参与竞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创新生态的活力。资金可以购买设备、建设实验室和吸引人才，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市场发现和创新冲动无法完全通过行政规划产生。

因此，创新政策的更高目标，不应只是培育若干已经能够被识别的战略性产业，还应当形成一种能够持续产生新企业、新技术、新职业和新产业的制度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民营经济具有超越单纯GDP、税收和投资指标的重要意义。大量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创业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极其重要的就业和收入网络。当一个行业发生调整时，其他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能够吸收部分劳动力；当劳动者无法进入大型企业时，中小企业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当传统岗位减少时，新的企业和商业模式又可能创造新的职业和收入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经济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重要的就业缓冲机制和收入创造机制。一个经济体拥有越多能够自主创造就业和经营机会的市场主体，普通人参与经济活动和获得收入的渠道就越多，面对产业结构变化时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强。

民营经济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普通人参与市场、获得就业、开展创业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如果创新价值传导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把产业价值转化为就业和居民收入，那么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创业活动，就是完成这一传导不可缺少的重要载体。

五、从关注增长速度走向更加关注增长的价值实现

GDP仍然是衡量经济活动规模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型经济体，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重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仅仅观察GDP增速已经不足以完整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我们还需要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居民收入、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投资回报和消费增长结合起来观察。

如果经济保持一定增速，但新增就业能力减弱，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跟不上生产能力扩张，企业盈利和投资意愿持续下降，那么这种增长的结构和可持续性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进入更加合理的区间，而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就业质量不断改善，居民实际收入稳定增长，中小企业能够获得合理回报，家庭和企业对未来形成更加稳定的预期，那么这种增长可能具有更高质量和更强的可持续性。

因此，中国经济下一阶段需要推动宏观发展评价从更多关注“增长了多少”，进一步走向关注“增长最终转化成了什么”。经济增长是否转化为生产率提高，是否转化为更多高质量就业，是否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是否转化为企业可持续利润，是否最终转化为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应当成为观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

2026年1—8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1%。这些指标背后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作简单的单一因果解释，但从经济运行整体来看，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改善投资预期和增强市场活力，仍然是当前经济转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增长动力转换。房地产、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部分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结构、全球产业竞争和国际经济环境也在深刻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经济增速本身发生变化，而是旧的增长动力逐渐减弱之后，新的内生增长动力能否及时形成。

宏观政策在经济周期调整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有效需求不足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发挥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作用，以稳定就业、投资、市场预期和经济运行。但宏观刺激与结构转型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总需求不足和经济波动，而结构转型需要回答的是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依靠什么形成持续增长。

如果居民收入、消费能力、企业投资回报和市场预期没有持续改善，那么单纯依靠扩大投资形成的短期增长，很难自动转化为长期内生增长动力。因此，评价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质量，既需要关注增长速度，也需要更加关注增长创造的价值如何在企业、就业和居民收入之间实现有效传导，以及增长能否形成新的内生循环。

六、从生产能力走向收入能力，形成新的内生增长机制

当前经济面临的困难需要正视，但没有必要因此对中国经济长期前景作出过度悲观的判断。中国仍然处于产业升级和现代化进程之中，在人均收入、城市化质量、公共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生产率等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规模庞大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以及较强的制造能力和产业组织能力。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商业航天等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也正在打开新的技术空间、产业空间和增长空间。

因此，中国经济并不缺乏长期发展的基础和潜力。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完成增长机制的进一步转换，使过去形成的生产能力、产业基础和正在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更加充分地转化为企业效益、就业机会、居民收入和国内需求。

从这一角度看，可以把一个现代经济体的持续增长能力概括为四种相互联系的能力：创新能力、生产能力、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

创新能力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不断创造新的技术、产品和产业；生产能力决定创新能否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并转化为现实供给；收入能力，是指一个经济体将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创造的价值，通过就业、劳动报酬、经营收益等渠道持续转化为居民收入的能力；消费能力，则是居民收入在稳定预期和社会保障支持下形成持续有效需求的能力。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规模化生产、工程实现和产业组织方面形成了世界级优势。下一阶段，需要进一步增强的，是与这种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相匹配的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并使四种能力之间形成更加顺畅的价值传导。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从“生产”转向“消费”，更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生产和消费并不是相互替代的两个目标，而是现代经济循环中彼此依存的两个方面。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收入增长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持续提高的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强大的生产能力又难以获得足够稳定的市场需求。真正需要完成的，是把二者连接起来。

面向未来，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把产业价值转化为居民收入、把居民收入转化为国内需求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下一阶段面对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在创新、生产与消费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建立一种能够把创新能力、生产能力、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真正连接起来的发展机制。创新创造新的可能，生产把技术可能转化为现实产品和服务，收入使产业创造的价值更加广泛地进入居民生活，消费则为企业投资和新一轮创新提供持续的市场动力。只有四种能力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循环，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才能更加充分地转化为长期、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能力。

衡量一个创新型经济体是否真正成熟，不仅要看它创造了多少先进技术、世界级产品和领先企业，还要看技术进步能否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能否持续提高居民收入，能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最终转化为多数人的生活改善。

如何把创新变成普通人的收入，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中国经济能否形成新的内生增长机制的问题。当越来越多普通人能够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获得更好的就业、更高的收入和更加稳定的未来预期，创新、生产、收入和消费才能真正形成完整循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将由此得到进一步增强。

作者谢云龙，系全球创新战略与治理学者，世界创新大会（WIC）创始人、秘书长。主要开展中国与全球创新战略、创新政策、创新治理及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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