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广州珠江新城 CBD 天际线。

全球三大标杆湾区各有其立身之本：纽约依凭国际金融体系，旧金山依托顶尖高校与风险资本孵化原始创新，东京依靠龙头企业深耕精密制造——各自形成路径清晰、边界相对固定的发展模式。粤港澳大湾区没有选择单一赛道的竞争逻辑，而是依托“一国两制”框架下独一无二的复合禀赋，直面三地法律、关税、商事规则的天然分野。它不回避制度摩擦，反而以持续、体系化的机制革新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把规则差异转化为协同红利，依靠软联通激活硬件互联互通。这种以制度融合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路径，在全球湾区发展实践中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它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创新"：不是对既有规则的简单适应，而是通过制度层面的主动变革，为创新活动创造新的空间。

从全球湾区的发展类型来看，纽约、旧金山属于单极专业型湾区，东京为产业集群型湾区，三者均建立在单一主权、统一法律与财税制度之上。雅加达、孟买等新兴湾区受制于基础设施与治理能力，国内的杭州湾则缺乏多元制度的弹性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独有的"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三个单独关税区、三套法律经贸体系"复合型湾区——这种制度架构本身，便构成了区别于所有海外湾区的独特实践场域与研究样本。

这片土地以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约12%的经济总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近半，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万家。历经数十年迭代，大湾区完成了从传统代工"世界工厂"到科创与产业双轮驱动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跨越。它以制度破局、以协同聚力的实践，为全球多法系、多关税区共存区域的一体化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样本。

阶梯式演进：区域发展的三阶段跃迁

大湾区的转型升级并非线性增长，而是逐层跃升的动态过程——如同一个持续释放创新能量的反应堆，在数十年间完成了发展形态的三次迭代。

第一阶段：要素集聚期（1980年代—2010年）。依托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政策窗口，香港的资本、成熟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与内地充裕的土地和劳动力深度结合。"前店后厂"模式迅速普及，珠三角逐步形成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到2010年，区域制造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站稳了脚跟，也为后来的创新转型积累了产业基础。

第二阶段：创新驱动期（2010年—2020年）。全球产业格局调整叠加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外部变局与内部压力形成双重倒逼，推动区域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华为、大疆、比亚迪等龙头企业在通信、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赛道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成长。十年间，大湾区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十倍。创新开始呈现"一点突破、全域联动"的链式效应，区域创新实力完成了质的跃升。

第三阶段：创新生态形成期（2020年至今）。今天的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自我循环、迭代进化的创新生态。广深港澳科技走廊串联全域科创资源，前海、横琴、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错位发展，共同打通"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区域发展逐渐摆脱外部政策驱动，内生动力充分释放，迈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图为：深圳福田、南山连片城市天际线。

三点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数十年的转型探索，不仅书写了自身的发展传奇，也为全国各类城市群、产业集聚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带来三点深刻启示。

第一，坚持战略引领。重大区域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与统筹谋划，只有强化全局思维、加强协同联动，才能有效打破行政壁垒、理顺体制机制，推动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第二，敢于制度创新。面对客观存在的规则差异与体制壁垒，不能坐等观望、墨守成规，必须主动深化机制创新、大胆先行先试，把区域独有的禀赋特色转化为核心市场竞争力。大湾区最核心实践启示，正是将制度差异从发展障碍转化为发展红利。

第三，立足自身优势。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盲目照搬外部模式难以行稳致远，唯有找准自身定位、扬长避短、精准发力，才能走出符合实际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粤港澳大湾区的探索充分证明：制度创新是最深层的改革，也是最持久的红利。当“制度差异”不再是区域协同的障碍，而成为互补共赢的优势，区域发展便能释放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长远来看，依托复合型制度禀赋与完备全产业链体系，大湾区可稳步补齐基础研究、顶尖科创主体短板，持续释放制度多样性红利，逐步成长为全球综合能级领先的国际一流湾区，形成可向全球同类跨制度城市群输出的中国式湾区发展路径（China's Approach）。这不仅是湾区发展留给全球的答案，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的生动注脚。

图为：香港中环维多利亚港夜景。

三点启示

大湾区数十年的转型探索，不仅书写了自身的发展史，也为全国各类城市群与产业集聚区提供了几点启示。

第一，战略引领不可或缺。重大区域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与统筹谋划。只有强化全局思维、加强协同联动，才能打破行政壁垒、理顺体制机制，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

第二，制度创新是核心突破口。面对客观存在的规则差异与体制壁垒，被动等待无济于事。唯有主动深化机制创新、大胆先行先试，才能把区域的独特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大湾区最核心的启示，正是把制度差异从发展障碍转化为发展红利。

第三，立足自身禀赋。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产业基础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盲目复制外部模式难以持久，只有找准自身定位、扬长避短，才能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之路。

大湾区的探索表明：制度创新是最深层的改革，也是最持久的红利。当制度差异不再是区域协同的障碍，而成为互补共赢的优势，区域发展便能释放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以开放促创新、以制度破壁垒的实践表明，开放创新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打开大门，而是通过制度层面的主动变革，让分散于不同体系中的创新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有效组合。从长远看，依托复合型制度禀赋与完整的产业体系，大湾区仍将在基础研究、人才集聚和全球连接能力方面持续提升，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这一实践也为观察多制度区域如何通过创新治理实现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案例。

作者：谢云龙，哲学博士，全球创新战略资深学者，世界创新大会（WIC）创始人、秘书长。本文摘选自世界创新大会创立十周年系列丛书——《创新逻辑：全球创新治理与中国方案》——世界创新大会十年理论探索与实践。本书即将出版发行。

文章来源：谢云龙，世界创新大会公众号，版权属于原作者，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