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留在旧的思维里，只会看到困难；进入新的思维，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展开。当前逆全球化正在改变全球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也在重塑贸易、产业链、投资和企业经营逻辑。面对这一变局，中国选择继续扩大开放、走向新全球化，不仅是在应对外部冲击，更是在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未来一段时间，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债务风险、中美贸易和科技博弈，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和企业全球化布局必须面对的外部约束。但约束之下，也孕育着新的机会。中国需要依托制造业优势，全面发展“AI+”，扩大服务消费，坚定推进绿色转型；中国企业则要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走向供应链出海、商业模式出海和全球能力出海，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重塑优势。

全球经济“脆弱”增长：世界风险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全球经济还在增长，但增长的基础是脆弱的。理解当前全球经济，首先要看到一个宏观结构性变化：疫情造成的创伤并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仍在偏离原有增长轨道。

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总体呈现阶段性下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不仅带来短期冲击，也对全球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造成持续影响。危机实实在在地伤害了生产力，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由此形成的产出缺口具有长期性，这也是今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增长脆弱的重要背景。

如果说增长放缓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那么风险来源的变化，则是当前世界经济更值得关注的新特征。

首先是政府债务风险持续上升。债务是一切金融风险的起点。债务规模上升后，付息压力会成为硬约束。以美国政府债务为例，美国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水平，并进一步挤压财政政策空间。

其次是金融市场风险积聚。将1929年、2008年和2020年三次危机前后的美国股市走势放在一起比较，当前美国主要股指仍处于高位，科技股估值和市场集中度明显上升，而支撑市场上涨的资金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占据重要位置。

非银行金融机构头寸增加了很多，这是历来金融风险的源头。当前美国股市表现依然强劲，但其背后的资金结构、估值水平和集中度值得高度关注。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更复杂的变量来自地缘政治。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武装冲突数量显著增加，第三方介入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历史经验表明，停火并不意味着永久休战，部分冲突在短暂平息后仍可能再次升级。与此同时，全球军事开支持续增长，地缘政治与军事冲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最难掌控的变量。

进一步来看，这些变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共同推动全球风险结构发生深刻调整。

今天世界经济风险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谈风险，更多谈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而现在，地缘经济对抗、极端天气、虚假信息、人工智能风险、网络安全和社会分化等非传统经济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

经济和金融已经不是唯一的主要风险，这是一个根本的结构性变化。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风险分析框架，把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社会风险纳入决策体系。

中国经济迈向“新全球化”：重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讨论中的高频词。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终结，而是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在全球经济脆弱增长、风险结构重塑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和科技博弈正在持续影响全球产业链和贸易体系，并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新的调整。

关税博弈之后，中美贸易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对美国出口有所下降，但对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市场的贸易继续增长。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正在推动中国企业加快市场多元化布局。

谈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空间，制造业、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和绿色转型将共同构成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首先，制造业仍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优势。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制造业规模优势、产业链完整度和工程能力短期内难以替代。下一步，中国制造业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智能化转型，进一步提升附加值，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

可以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20年，形成“便宜”的优势；随后20年，实现“又便宜又好”；未来20年，则要迈向“又便宜、又好、又高科技”。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硬件加软件。硬件体现成本和效率，软件与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利润空间。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已经开始形成软硬件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人工智能是最值得关注的变量之一。

2026年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随着人工智能从大语言模型走向行动模型，从生成文本走向操控设备、参与物理世界，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将进一步扩大。

5到6年以后，人工智能会普及到行动层面，实实在在地改变物理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正在从模型走向智能体，并进一步与机器人、智能汽车、工业设备等物理载体结合。未来，人工智能将不再局限于单一模型或单一应用，而将形成涵盖算力、算法、数据、基础设施、产业应用和智能终端的完整体系。

在发展路径上，中美具有明显差异。美国更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智能，中国则更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扩散和效率提升。

中国关注的是应用和扩散。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有条件通过“AI+科研”“AI+制造业”“AI+服务业”等方式，推动经济全面智能化。

中国“数据二十条”建立了数据基础制度，通过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制度安排，推动数据要素进入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条件的数据资源可以按照规定计入企业资产负债表，并进一步探索应用于融资、投资和信用增进。

人工智能将让中国服务业实现跳跃式发展。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软件服务和现代服务业，都可能在人工智能推动下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扩大内需仍然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而消费升级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

消费也是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商品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低，未来消费增长的更大潜力来自服务业。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等领域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化，服务消费有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除了数字化和消费升级，绿色转型同样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绿色转型，则是中国从追赶走向引领的重要路径。

面对全球部分国家绿色转型放缓，中国仍将坚定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如果碳中和成功，中国有望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追赶走向引领世界。

中国有望在2028年左右实现碳达峰。此后，碳排放量逐步下降，经济总量继续增长，将带来深刻的产业结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新能源、绿氢、储能、电网和核电等产业都具有较大空间。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依然源自制造业能力。风电和光伏不需要燃料，其主要成本集中在设备，中国通过规模化制造和技术进步持续降低成本，从而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从制造业升级到人工智能应用，从服务消费扩容到绿色转型提速，这些新动能不仅关系中国经济未来，也将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

企业出海进入下半场：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加快，企业出海的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早期企业出海更多以产品出口为主，包括家电、工程机械、光伏和新能源汽车。如今，供应链出海、商业模式出海和人工智能全球布局正成为新的趋势。

所谓供应链出海，是指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核心企业带动零部件企业、供应商在海外投资建厂；商业模式出海，则主要体现在电商、游戏、社交软件等领域。

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产业往往从发达国家逐渐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当前，中国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产业同时走向海外，供应链、商业模式和人工智能能力也同步输出。

但出海环境也比以往更加复杂。

旧的全球秩序正在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地缘政治风险定价时代”。过去，市场主要关注利率、通胀、就业、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今，中东局势、能源价格、航运安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大国竞争下的产业链重组，正在直接影响资产价格、贸易流向和投资信心。

决定资产价格、贸易流向和投资信心的，越来越多是地缘政治变量本身。企业的风险评估框架必须随之改变。

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正从效率优先走向安全优先，从成本优势走向稳定优势，全球市场也正在从相对统一的体系走向多中心市场。

这既给企业带来挑战，也创造了新的机会。

随着全球买家越来越重视稳定供货、完整工业体系、成本控制和执行效率，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制造与科技融合能力、快速迭代能力和工程效率，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出海竞争，拼的已经不只是价格，而是供应链的韧性、本地化能力、长周期交付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过去企业主要考虑人工成本、税率和市场规模，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判断当地政策是否稳定、是否处于地缘冲突边缘、物流通道是否安全、本币是否稳定。

今天谁构建地缘政治经营能力，谁就在下一轮全球竞争中胜出。企业需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好全球产业链和人工智能布局，同时强化合规、稳健经营和风险韧性。

企业出海也离不开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

地方政府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贯穿出海全流程、全链条的综合服务。银行则可以依托全球网络，为企业提供当地市场调研、跨境结算、融资、保险、投行和风险管理等服务。

逆全球化是一个冲击，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中国既有参与构建全球新贸易秩序的责任，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融入国家战略，推动产业链升级，为自身发展注入全球化新动能。

为粤企出海“把脉开方”：从制造优势到全球经营能力

当前，不少粤企正面临国际市场需求波动、贸易壁垒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海外合规成本攀升以及本地化运营能力不足等挑战。一些企业虽然具备较强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但在品牌建设、供应链全球布局、跨文化管理和风险防控方面仍存在短板。

提问1：未来3至5年，粤企全球化布局最需要关注哪些趋势？传统制造业出海应如何应对风险？

朱民：当前企业出海面临的约束很大，机会同样很大，但机会更多属于能够及时转变思维方式的企业家。

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中国企业的长项在于制造成本、精密制造和供应链能力，进一步的利润空间则来自人工智能、软件和技术形成的差异化价值。

硬件是成本和效率，智能是利润空间。部分广东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产品售价和盈利能力明显高于国内，背后正是制造能力与技术、品牌、软件价值的结合。

与此同时，企业出海必须把合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过去一年，一些中国企业出海遭遇挫折，重要原因在于合规能力不足。合规需要同时符合当地法律、国际规则和中国法律，企业应逐步从依赖关系资源，转向依靠规则和专业能力开展经营。

我们要从关系思维走向合规思维，这是企业走出去最关键的一条。

提问2：企业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厂，应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朱民：印度尼西亚是人口大国，人口密度较高，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仍在持续，对于食品、饲料等行业具有较强的需求支撑。

企业需要把地缘政治视为长期变量，并将由此产生的合规和风险管理成本纳入投资决策。

企业增加合规投入和专业人员配置，按照长期经营思路规划海外投资。同时，要评估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及面对政策波动时是否具备完整的产业链能力和长期规划。

长期投资，要能够跨越地缘政治的波动。合规合法是基础，产业链能力和长期规划则决定企业能否在外部环境变化中保持韧性。

提问3：地方政府如何提升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的渗透力，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

朱民：当前企业全球化已从传统贸易服务逐渐走向海外投资和全球布局，地方政府的服务范围也需要随之拓展。

第一，要从贸易服务延伸至投资服务。除结算、融资和出口服务外，还要加强境外投资、法律合规、税务、供应链和本地化经营等方面的支持。

第二，要在服务中小企业的同时，重视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出海。大型企业走出去，往往能够带动供应商、零部件企业和配套服务机构共同布局海外，形成产业链协同出海。

第三，要推动服务数字化、线上化。仅依靠线下融资对接，难以充分提升服务效率和渗透力，可以加强与跨境支付、区块链等数字化基础设施衔接，提高信息、融资和结算服务效率。

第四，可以率先与一家具有全球网络和综合服务能力的主体银行深入合作，以其系统和服务能力为基础搭建平台、形成模式，再逐步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

地方政府愿意主动服务企业十分重要，但服务体系需要跟随企业出海形态变化不断升级，从单一活动和线下对接，逐步走向覆盖贸易、投资、金融、合规和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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