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编者按：中美元首会晤，是观察当下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的重要窗口。本文以2026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为现实切口，从中美关系、全球秩序与人工智能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观察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并进一步思考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新命题。

2026年9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近三年再次访美，也是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的第二次互访。5月，特朗普总统刚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四个月后，习近平主席来到美国。如此密集的元首互动，本身就是观察当前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的重要窗口。中国外交部称，此访将围绕中美关系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同美方深入交换意见。

今天，世界关注的显然已经不只是“中美元首这一次会谈什么”。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全球秩序加速调整、地缘冲突持续、人工智能快速突破的今天，中美两个大国仍然需要不断走向彼此？

答案或许在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时代。

过去的大国关系，核心问题往往是力量对比、地缘空间、经济利益与安全边界；而今天，技术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国家竞争，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全球化正在重新寻找新的运行方式，传统治理体系也正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跨国风险。因此，理解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不能仅仅从一次双边外交活动来观察。它更像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三重变化：中美关系正在寻找新的稳定逻辑，全球秩序正在寻找新的平衡方式，而人工智能正在迫使人类寻找新的治理体系。

这三种变化彼此交织，也共同构成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战略变量。

一、中美关系正在从“竞争与合作”走向“竞争中的稳定”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经历了贸易摩擦、科技竞争、供应链调整以及一系列战略与安全层面的分歧。但一个基本事实同样越来越清晰：中美之间的竞争具有长期性，而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也具有长期性。

因此，中美关系已经很难用简单的“合作”或者“对抗”来概括。双方存在竞争，也存在共同利益；存在分歧，也存在合作空间；存在战略疑虑，也存在必须保持沟通的现实需要。

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在面对一个新的命题：不是如何消除竞争，而是如何让竞争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进一步从四个维度阐释了这一新定位的核心要义：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一新定位，也为国际社会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坐标。

“稳定”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不再存在竞争。恰恰相反，真正的战略稳定，首先必须承认竞争的长期存在。稳定的意义在于：有分歧，能够沟通；有竞争，能够管控；有摩擦，能够避免失控；有共同利益，能够继续合作。

建设性战略稳定，指向一个核心判断：中美关系的真正考验，并不是双方能不能没有分歧，而是能不能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从国际关系历史看，大国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并不罕见，更值得警惕的是沟通不足造成的误判，以及误判不断累积形成的战略失控。因此，今天的中美关系尤其需要“护栏”，而元首外交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这种复杂关系提供最高层面的战略沟通。

二、中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秩序的重要变量

如果仅仅把中美关系理解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全世界都会高度关注一次中美元首会晤。

中美两国分别拥有巨大的经济规模、科技能力、产业体系和国际影响力。中美之间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可能通过贸易、投资、产业链、科技、金融以及地缘政治等渠道传导至世界其他地区。因此，中美关系的稳定，不只是中美两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的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公共产品。两个世界性大国如果能够保持沟通、管控分歧、维护合作空间，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助于降低全球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多重变化叠加的阶段：地缘政治冲突仍然持续，全球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调整，传统国际治理机制面临新的压力，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又在快速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下，世界真正缺少的，可能不是新的竞争，而是足够的确定性。

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关系变化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还是完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都需要中美保持沟通，并在可能的领域加强协调合作。

这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大国关系的价值，是否已经不仅仅体现在维护本国利益，也体现在能否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

这一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值得重新思考。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当然必须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但与此同时，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并不必然矛盾。全球经济稳定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人工智能安全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避免大国冲突，同样符合各国共同利益。成熟的大国关系，并不要求双方利益完全一致，而在于能否在竞争与分歧中不断寻找和扩大共同利益。

三、真正正在改变世界的变量，是人工智能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中美竞争主要围绕贸易、产业、科技和地缘政治展开，那么今天，一个新的关键变量正在越来越深地进入中美关系：人工智能。

这不仅是因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更因为AI正在改变国家竞争本身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正在进入制造业、金融、医疗、教育、交通、能源以及公共治理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它正在改变生产效率，也正在改变知识生产；正在改变企业组织方式，也正在改变国家治理方式；正在改变产业竞争格局，也正在改变未来国家综合实力的形成方式。

因此，人工智能已经不能再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产业问题。它首先是科技问题，但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问题、战略问题、安全问题和治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的交汇点。

5月中美元首会晤时，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作为两个具有重要人工智能能力和产业基础的国家，中美双方都面临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管控相关风险的共同课题。围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沟通机制的讨论也受到关注，双方在AI领域的共同目标和风险认知，正在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

这说明一个重要变化：过去的大国战略沟通，更多关注军事安全与传统战略风险；今天，人工智能本身正在成为需要战略沟通的新型风险领域。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性变化。

四、人工智能与核武器不同，人类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挑战

人工智能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只是它“越来越强”。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进入现实社会，而且其能力边界仍在不断变化。

核武器出现以后，人类逐步建立起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以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机制为重要支撑的核安全治理体系。人工智能却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它既存在于国家，也存在于企业；既存在于实验室，也存在于互联网；既由政府推动，也由市场推动；既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也可能产生跨越国界的系统性风险。

2026年7月，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首份初步报告，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安全保障措施已经难以跟上其能力快速增长的速度，全球政策制定正在高度不确定性中进行。9月21日，该小组进一步发布专题简报，聚焦人工智能代理、目标错位以及人类失去对人工智能控制的风险。

因此，人工智能治理不能完全复制过去的治理模式。它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思维。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技术监管”，而是创新与治理同步演进的全球治理体系。因为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越来越快，而传统制度的调整速度往往相对缓慢。如果技术能力不断向前突破，而治理能力始终停留在原来的水平，那么二者之间的差距就可能不断扩大。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未来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是技术发展得太快，而是治理能力能否跟上技术发展。技术决定我们能够走多远，治理决定我们最终走向哪里。

五、未来的大国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更是治理能力竞争

过去，人们判断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通常关注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实力和产业能力。这些因素当然依然重要。但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国家竞争力的构成。

未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创新竞争力，至少涉及四个层面：第一，是技术创新能力；第二，是产业转化能力；第三，是制度适应能力；第四，是全球治理能力。技术创新决定能不能突破技术边界；产业转化决定技术能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制度适应决定社会能不能承受技术变革；全球治理则决定创新成果能否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积极价值。

这意味着，未来真正的国家竞争，不再只是“谁能够创造更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问题是：谁能够把技术、产业、制度与治理结合起来。

这也是我理解“全球创新战略与治理”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创新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没有产业化，技术难以产生持续价值；没有制度创新，技术很难释放全部潜力；没有治理能力，技术发展也可能产生新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能够创造什么，治理能力决定一个国家能够驾驭什么。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后，后者的重要性正在快速上升。

六、开放与安全，不应该成为非此即彼的选择

人工智能时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开放与安全如何平衡？这是中美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如果过度强调封闭，可能损害创新效率；如果完全缺乏安全边界，又可能产生不可控风险。因此，真正有价值的治理，不是简单地选择开放或者安全，而是寻找一种能够让二者相互促进的制度安排。

从全球创新的角度看，开放是创新的重要条件，安全是创新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二者不是天然对立的。真正成熟的创新体系，应该能够做到：在安全底线之上保持开放；在开放环境中不断提升安全能力；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同步建立风险治理机制。

这对于人工智能尤其重要，因为AI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产业。如果等到风险已经发生之后再治理，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未来人工智能治理需要更多从“事后监管”走向“全过程治理”，包括技术风险评估、安全测试、重大事故报告、风险预警、独立验证、责任追踪和国际协调。这些机制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创新与治理同步演进。

七、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既有竞争，也存在无法回避的共同利益

从现实角度看，中美不可能因为人工智能具有全球性风险，就停止彼此竞争。这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技术发展的规律。美国正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和产业竞争力，中国也在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和创新能力发展。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仍将持续。

但这里恰恰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越是竞争激烈的领域，越需要建立最低限度的共同规则。

因为双方都越来越拥有影响全球的技术能力。如果两个拥有巨大人工智能能力的国家完全缺乏沟通，那么一个局部技术事件就可能产生超越技术本身的战略后果。反过来，如果双方能够建立必要的风险沟通机制，那么竞争仍然可以继续，但失控风险可以降低。

因此，中美人工智能关系可以探索一种新的相处模式：竞争推动创新，合作降低风险，治理划定边界。这可能比单纯讨论“脱钩”或者“合作”更加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

更进一步说，如果中美能够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建立有效沟通，其意义可能超越双边关系本身。因为人工智能的影响没有国界。今天讨论AI安全，实际上是在讨论全球安全；今天讨论AI治理，实际上是在讨论未来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

八、世界需要的不是新的技术壁垒，而是新的治理能力

人工智能正在把全球创新体系带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全球化的主要逻辑是商品流动、资本流动、产业分工和技术扩散。未来，全球创新体系还将越来越体现为数据流动、算法竞争、算力布局、知识生产与人工智能能力的全球配置。这将带来新的机遇，也会带来新的不平衡。

从贸易到产业链，中美经济关系以及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远超简单贸易数字所能呈现的关系。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高度关联与关键环节的集中，也使这种相互依存更加复杂。国际能源署《2026年全球关键矿产展望》显示，全球关键矿产精炼环节仍处于较高集中状态，中国在多种关键能源矿产精炼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太阳能、锂离子电池等清洁技术供应链中也具有较高的全球产能占比。

如果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技术壁垒，全球创新体系可能进一步碎片化。如果主要国家能够围绕人工智能安全、标准、伦理和风险治理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那么技术革命就有可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新动力。因此，世界真正需要的，不是把人工智能变成新的地缘政治“铁幕”，而是逐步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框架。

这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高度统一的全球制度。世界不可能在所有价值、制度和发展道路上达成一致。更现实的方向，是在涉及人类共同安全的问题上形成必要的底线共识，比如：什么样的人工智能风险需要国际通报；什么样的重大事故需要跨国协调；哪些领域需要建立最低安全标准；如何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测试和验证；如何确保技术发展不会突破人类社会能够承受的安全边界。

九、中国需要从全球创新的参与者，进一步成为全球创新治理的重要建设者

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还应当放在中国国际角色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融入全球经济，到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更加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思考的已经不仅是“如何参与全球竞争”，还包括“如何参与全球规则建设”。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领域，全球治理体系本身仍在形成之中。这也使中国面临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近年来，中国持续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建设。2026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大会主席声明明确提出，人工智能是全球治理的最新课题，要秉持“同球共济”精神，通过人工智能国际协调为全球治理树立新范式，应当统筹发展和安全、平衡创新和治理、兼顾本国利益和全球福祉。声明还强调，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应以审慎态度推进研发，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加装必要护栏，确保前沿模型的安全部署，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从推动联合国相关决议，到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倡议，再到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中国正在从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参与者，进一步向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转变。

但真正具有长期意义的，不只是提出多少倡议，而是能否将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和治理实践中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治理理念、规则和机制，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可对话、可验证、可协作的治理实践。这并不意味着回避竞争。恰恰相反，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竞争，不只是争夺市场份额，也包括能否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治理理念、治理规则和治理方案。

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创新体系，最终应该能够同时回答两个问题：我们能够创造什么？以及，我们能够为世界解决什么问题？这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更高阶段。

十、从“避免冲突”走向“共同治理”，可能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新命题

传统国际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避免战争。这一问题今天依然没有改变。但人工智能时代出现了新的维度：即使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如果人类无法有效治理快速发展的新技术，也可能面对新的全球性风险。

因此，未来的大国关系不能只围绕传统安全展开。军事安全仍然重要，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态安全之间正在形成越来越复杂的联系。大国之间不仅需要“战略稳定”，还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治理合作”。这可能是未来国际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新方向。

从“避免冲突”到“共同治理”，意味着大国关系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不打仗是最低限度的稳定。未来，不仅要避免冲突，还要共同降低那些可能影响全人类的系统性风险。这将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命题。

十一、此次访美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会谈成果，而是新的大国相处逻辑

因此，观察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不宜只关注某一项贸易安排、某一个技术议题或者某一个具体分歧。更值得观察的是：中美能否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大国相处逻辑。

这种逻辑不是消除竞争，而是：竞争而不失控，分歧而不断沟通，合作而不要求消除竞争，发展而不以牺牲全球稳定为代价。

如果说“建设性战略稳定”首先解决的是如何让竞争保持稳定，那么下一步更值得探索的，就是如何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将部分全球性风险转化为可以共同治理的问题。而这，或许才是“建设性战略稳定”真正值得探索的方向。

十二、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我们正在进入“创新与治理协同演进”的时代

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往往不是某一种技术单独造成的，而是技术、产业、制度与社会结构共同变化的结果。工业革命重新定义了生产力；信息革命重新定义了连接方式；人工智能革命，则正在重新定义人的能力边界。

这一次变化可能更加深刻。因为人工智能正在让机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过去主要由人类完成的认知活动。机器不仅可以执行命令，还可以学习、推理、生成、规划和辅助决策。这意味着，技术革命已经开始触及人类社会运行的更深层结构。

当技术能力不断突破原有边界，治理能力也必须同步升级。因此，未来世界真正需要解决的，不只是“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更是：什么应该让人工智能去做？什么不能让人工智能去做？谁来决定？谁来监督？出了问题由谁负责？

这些问题看起来属于技术治理，实际上最终都是文明治理的问题。过去，我们更多强调创新驱动发展；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则需要进一步思考创新与治理协同演进。创新推动时代变化，治理则必须与创新同步演进，为创新提供方向、划定边界、明确责任。

结语：重新定义竞争、合作与共同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意义，不能仅仅放在一次元首会晤或者一次双边外交活动中理解。它是观察2026年世界变化的一扇窗口。

透过这扇窗口，我们看到：中美关系正在寻找新的稳定方式；全球秩序正在寻找新的平衡；人工智能正在迫使人类寻找新的治理体系。三条线索正在历史的同一个时点交汇。这也是今天世界面临的真正挑战。

过去，大国竞争更多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与地缘空间展开。未来，大国竞争仍然会涉及这些领域，但竞争的深层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谁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谁就拥有创造未来的能力；谁拥有更强的治理能力，谁就拥有驾驭未来的能力；谁能够把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结合起来，谁就拥有更强的参与未来塑造的能力。

因此，未来的国际竞争，不只是技术、产业和国家实力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成为创新能力、治理能力与塑造未来能力的竞争。

但人类最终需要的，又不只是竞争。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有些风险不会因为国界而停止，也不会因为国家之间存在竞争而消失。这意味着，人类必须在竞争之外寻找新的合作基础。这种合作不是要求所有国家拥有相同的制度，也不是要求所有国家放弃自身利益，而是在涉及人类共同未来的问题上，建立必要的规则、底线与责任机制。

让创新突破边界，让治理跟上创新；让竞争保持秩序，让合作拥有空间；让技术创造财富，也让技术服务于人类。这或许正是全球创新治理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过去的大国关系解决的是“如何避免彼此冲突”，那么未来的大国关系还必须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一个由人工智能加速重塑的世界里，人类将如何重新定义竞争、合作与共同未来？

这不仅是中美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问：当创新不断突破人类能力的边界，我们能否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治理能力，让技术进步最终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力量？

主要参考资料：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国际能源署、中国海关总署等公开资料，以及路透社、美联社等国际媒体相关报道。

作者谢云龙，系全球创新战略与治理学者，世界创新大会（WIC）创始人、秘书长。主要开展中国与全球创新战略、创新政策、创新治理及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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