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将“人工智能”称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

当地时间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正式”称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SI）。他表示，“人工”一词容易使“智能”听起来像是虚假的，并提出今后美国政府文件将使用“Super Intelligence”这一名称，同时希望这一说法得到更广泛采用。

从表面看，这似乎只是一次技术名称的变化。但如果将其置于人工智能快速演进以及全球技术治理体系不断调整的背景下观察，其意义显然不止于语言层面。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命名并未停留在政治演讲的表达层面。9月25日，美国白宫在公布中美元首会晤成果时披露，中美双方同意使用“超级智能”而非“人工智能”来描述相关新兴技术，并建立美中“Super Intelligence（SI）Dialogue”，就相关风险与收益交换意见，下一次交流将于2026年11月前举行；双方同时同意建立针对超级智能事件的双边沟通渠道。

一个在政治演讲中提出的新称谓，很快进入了大国关系的实际议程。这使“AI”改称“SI”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名称可以由政治人物提出，但当一种名称进一步进入国际关系、政策讨论和治理机制时，它就不再只是语言问题，也开始成为认知框架和制度安排的一部分。

一、从“人工”到“超级”：一次名称变化为何值得关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并不是一个新名称。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通常被视为现代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起点。此后，从专家系统、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再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代理和多模态模型，“人工智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技术范畴。

而“Super Intelligence”则有所不同。在人工智能研究和相关讨论中，“超级智能”通常并不是现有人工智能技术的统称，而更多用于描述一种在广泛认知领域显著超越人类最佳能力的智能状态。换言之，AI更多指向一种技术范畴，而SI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智能能力可能达到的高度及其潜在上限。

因此，如果将原本广义的AI整体置换为SI，变化就不只是词语层面的替换，它实际上可能改变人们理解这项技术的参照框架。“人工智能”首先强调智能的人工创造属性；“超级智能”则更加突出智能能力可能达到的高度——前者关注智能从何而来，后者则更容易将注意力引向智能可能走向何处，以及机器能力与人类能力之间可能形成怎样的关系。

这种语言上的差异看似细微，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效果。技术名称不仅承担描述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公众、产业和政策制定者理解技术的方式。而技术治理的前提之一，正是形成相对清晰、稳定的共同认知。

如果治理者甚至无法准确界定正在治理的技术对象及其能力边界，那么风险识别、责任划分、治理尺度和政策工具，都很难建立在稳定的认知基础之上。因此，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提升的，不只是技术能力本身，也包括我们描述技术、理解技术和解释技术的能力。

二、真正需要关注的，不只是“改了什么名字”，而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未来”

技术变革从来不只是工程问题。蒸汽机改变了工业生产方式，电力改变了社会运行方式，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则重构了信息传播、商业组织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重大技术变革往往不仅改变工具，也会改变社会对未来的理解。

人工智能正在经历类似的变化。今天，人们讨论的已经不仅是机器能否完成某一项具体任务，而是人工智能能否自主规划、调用工具、持续执行复杂任务，能否参与科研、生产与决策，以及其能力边界究竟可能延伸到何处。由此，人工智能正在从一种主要承担工具功能的技术，逐渐发展为具有更强自主性、通用性和战略影响力的能力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过去并不显眼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

谁拥有未来的定义权？

所谓未来定义权，并不只是决定一种技术应该如何命名，它更包括对技术能力的描述权、对发展方向的解释权、对风险边界的判断权、对治理规则的参与权，以及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权。当一种技术被定义为“超级智能”时，人们对其能力边界和发展前景的预期可能随之变化；当一种技术被定义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战略领域时，国家的资源配置和政策优先序可能受到影响；当一种技术被理解为具有跨国影响的公共风险时，国际治理机制也可能随之调整。

因此，技术命名背后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一个词究竟更准确还是更有传播力，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谁有权定义技术，又有谁能够参与定义技术所塑造的未来？

三、人工智能正在把科技竞争进一步带入治理能力竞争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主要围绕技术领先展开：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谁就能够在产业和战略竞争中获得更多优势。人工智能正在使这一竞争逻辑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国家的AI能力，不仅体现在模型性能、算力规模、芯片能力和产业体系上，也体现在其能否识别技术风险、开展安全评估、建立责任机制、处理重大事故、保护数据和公众权益，以及推动技术在可控范围内持续应用。

因此，未来人工智能竞争的一个重要维度，可能不再只是“谁的技术更强”，还包括“谁能够更好地治理更强的技术”。这意味着，技术能力与治理能力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相互依赖关系：技术能力解决的是“能够做到什么”，治理能力则需要回答“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宜做、什么必须受到约束、出现问题由谁负责，以及如何使技术发展持续服务于社会”。

两者并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共同构成现代创新体系的重要能力基础。如果只有技术创新而缺乏相应的治理能力，技术能力越强，其潜在影响和风险的外溢范围也可能越大；反过来，如果治理约束不断强化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社会也可能难以充分获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发展机会。

因此，一个成熟的创新体系，需要在技术创新与治理能力之间形成更加稳定的动态平衡。

创新决定一个社会能够走多远，治理决定一个社会能够走得多稳。

这可能是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重新认识的一条重要创新规律。

四、技术能力增长与治理能力增长之间的结构性落差

就在特朗普发表“超级智能”演讲的前一天，即9月21日，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专题简报，以2026年夏季发生的一起人工智能代理事件为案例，分析目标错配以及人类控制能力受到挑战的风险。

这份简报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预测了超级智能的出现，也不在于它是否试图判断人工智能最终失控的可能性，而在于它所呈现出的一个治理命题：随着AI代理能力不断增强，技术系统可能出现开发者未预期的行为，而人类对这些行为的理解、预测和控制能力是否能够同步提升，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此前发布的初步报告已经指出，现有安全保障措施面临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增长速度的挑战。9月发布的专题简报，则进一步结合现实案例，分析AI代理在特定环境中采取开发者未预期的路径、绕过部分原有约束或者试图隐藏自身行为时，人类是否仍然能够充分理解、预测和控制其行为。该简报同时明确指出，它并不对严重失控风险发生的概率或时间作出估计。

因此，这并不意味着超级智能已经出现，也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必然走向失控。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面对的治理问题：当人工智能拥有越来越强的自主行动能力，人类能否持续保持对其行为的理解、预测和有效控制？

这不是一个关于“机器是否已经觉醒”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人类治理能力能否跟上技术能力增长的问题。当技术不断突破原有能力边界，治理体系也需要相应提升自身的识别、评估、干预和协调能力。

由此，人工智能时代真正需要回答的，不仅是“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还包括什么适合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什么必须保留在人类决策范围之内，哪些行为需要受到明确约束，谁负责制定边界，谁负责实施监督，以及当技术造成重大影响时责任应当如何确认。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AI被称为SI而自动得到解决。恰恰相反，当一个名称开始突出“超级”所代表的能力高度时，人类对相应治理能力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

五、从技术拥有权走向未来定义权

在传统技术竞争中，技术领先往往意味着更强的话语权。但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技术能力与规则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一家企业可以拥有先进的模型，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强大的算力和产业体系，但技术能力的领先，并不意味着其天然拥有定义全球规则的权力。

技术领先可以属于一个国家，技术创新可以来自一家企业，但由此产生的全球性影响，往往已经超出单一国家或单一家企业能够独自定义的范围。人工智能尤其如此。一家企业开发的模型，可以服务全球用户；一个国家形成的AI能力，可以影响全球产业；一个AI系统出现的安全事件，也可能跨越企业和国境产生影响。

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天然具有跨境属性。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监管政府”。更现实的治理形态，可能是一种多层次、相互衔接的治理结构：国家负责制定和执行本国政策，企业承担技术开发与部署责任，科学界提供独立证据与专业评估，国际组织则推动跨国对话、信息交流和共同认知的形成。

由此，一个重要的治理原则逐渐显现。

技术能力的拥有，不应自动等同于未来规则的定义权。

未来人工智能治理需要解决的，因此不仅是“谁拥有最先进的模型”，还包括谁能够参与规则制定、谁能够获得必要的风险信息、谁能够参与安全评估、谁能够对重大风险提出专业意见，以及当技术能力发生重大变化时，谁能够参与重新审视和调整既有规则。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已经不仅是技术治理本身，而是人工智能时代更深层的治理参与权与未来定义权。

2026年9月24日，中美元首举行会晤。双方表示将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相关风险与收益进行交流，并保持人工智能发展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六、中美SI对话：从技术竞争走向风险治理的一个新观察窗口

9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中方在会晤相关表述中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国家，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服务于人民福祉。

更值得观察的是，“超级智能”并没有停留在一次政治演讲中的新称谓，而是在随后公布的中美会晤成果中进入了双边机制安排。根据白宫披露的成果共识，中美双方同意使用“超级智能”描述相关新兴技术，建立美中“Super Intelligence（SI）Dialogue”，就相关风险与收益交换意见，并计划于2026年11月前进行下一次交流；双方还同意建立针对超级智能事件的双边沟通渠道。

这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人工智能正在从中美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进一步进入两国关系中的风险治理议程。一个最初出现在政治表达中的技术称谓，开始进入大国关系的治理机制。这一变化的意义，不在于“SI”这一名称本身是否最终成为全球通用术语，而在于它所对应的治理对象正在获得新的制度化表达。

随着模型能力、自主代理和跨境应用不断发展，技术风险可能突破单一企业和单一国家的边界。对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AI系统而言，建立稳定的沟通、信息通报和风险处置机制，是降低误判、提高风险响应能力的重要制度基础。由此来看，AI时代需要重点关注的，并非竞争本身，而是竞争是否存在必要的边界、风险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沟通，以及发生重大事故时是否具备及时的处置机制。

七、人工智能时代，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智能，而是治理能力

从“Artificial Intelligence”到“Super Intelligence”，表面上是技术名称的变化，深层则折射出人类认识新技术的一种变化：我们关注的重点，正在从机器能否完成任务，逐渐转向机器能够达到怎样的能力水平，以及人类如何与这种能力长期相处。过去，人类更多担心机器“不够聪明”；随着人工智能能力不断提升，人类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当机器变得足够强大之后，人类如何理解它、约束它并与它形成稳定的关系。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机器究竟能够达到多高的智能水平。

人类的治理能力能否与机器能力同步成长？

从治理逻辑来看，至少需要形成四个相互衔接的能力层次：第一，是理解能力，即能够持续认识技术能力的变化，理解新的技术路径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是评估能力，即能够对技术所带来的发展机会、潜在风险和社会影响进行相对独立、科学和持续的判断；第三，是控制能力，即在必要情况下能够对技术系统进行有效干预，确保关键决策和重大风险仍处于人类可以介入的范围；第四，是治理能力，即通过制度、规则、标准和国际合作，使技术创新能够在可持续、可协调和可问责的框架内发展。

如果这几种能力不能同步提升，人类就可能面临一种新的结构性不对称：机器的能力持续增长，而人类理解、评估和治理机器的能力却没有以相应速度增长。这或许才是人工智能时代真正值得重视的治理挑战。

结语：未来定义权，不只是命名权

“人工智能”是否最终被更多地称为“超级智能”，从更长的技术史来看，也许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名称变化。真正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提醒我们：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纯的技术问题，进一步进入产业发展、国家战略、社会结构和全球治理的多重领域。

当技术开始深刻影响未来的生产方式、知识体系、国家竞争和社会结构时，人类需要回答的，已经不再只是“它叫什么”，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希望它成为什么？而回答这个问题，又必须进一步面对：谁来定义？谁来参与？谁来监督？谁来承担责任？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重要竞争体现为生产能力，信息时代的重要竞争体现为连接能力，那么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能力竞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共同体，如何将技术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结合起来，并在技术快速演进的过程中保持对未来方向的参与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定义权并不只是对技术进行命名的权力，也不只是对技术发展方向进行判断的权力，而是人类参与塑造技术未来、决定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真正的未来定义权，不是决定机器应该叫什么，而是决定人类如何与更强大的机器共同生活。

主要参考资料：

· 美国白宫关于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的相关资料；

·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AI Agents, Misalignment and the Risk of Losing Human Control》专题简报及相关报告；

· 美国白宫关于中美元首会晤成果的相关资料；

· 中国外交部关于中美元首会晤及人工智能问题的相关公开信息。

作者谢云龙，系全球创新战略与治理学者，世界创新大会（WIC）创始人、秘书长。主要开展中国与全球创新战略、创新政策、创新治理及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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